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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詩是講平仄的，古文也有韻律，但現在寫這種東西就是發瘋；假如用白話來寫，用哪種白話都是問題。張愛玲晚年執意要寫蘇白，她覺得蘇白好聽。這種想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該怎麼念。現在作家裡用北方方言寫作的很多，憑良心說，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過的一種最古怪的主意，是錢玄同出的，他建議大家寫《儒林外史》那樣的官話。幸虧沒人聽，否則會把大家都寫成迂夫子的。這樣一扯就扯遠了。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有了一種字正腔圓的文學語言，用它可以寫最好的詩和最好的小說，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語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銅騎士》念上幾遍，就會信服我的說法。

    本文的主旨是懷念那些已經逝去的前輩，但卻從科學和藝術的區別談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作我的老師，但這些老師和教我數學的老師是不同的——前者給我的是一些潛移默化，後者則教給我一些法則。在這個世界上，前一種東西更難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學、藝術更能使人幸福，因為這些緣故，文學前輩也是我更愛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學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沒有讀過大學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聞，但我以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麼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夠了。為了我知道的這些，我要感謝杜拉斯，感謝王道乾和穆旦——他們是我真正敬愛的人。 我十三歲時，常到我爸爸的書櫃裡偷書看。那時候政治氣氛緊張，他把所有不宜擺在外面的書都鎖了起來，在那個柜子里，有奧維德的《變形記》，朱生豪譯的莎翁戲劇，甚至還有《十日談》。柜子是鎖著的，但我哥哥有捅開它的方法。他還有說服我去火中取栗的辦法：你小，身體也單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實際上，在揍我這個問題上，我爸爸顯得不夠紳士派，我的手腳也不太靈活，總給他這種機會。總而言之，偷出書來兩人看，挨揍則是我一人挨，就這樣看了一些書。雖然很吃虧，但我也不後悔。

    看過了《變形記》，我對古希臘著了迷。我哥哥還告訴我說：古希臘有一種哲人，穿著寬鬆的袍子走來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見他不在，就要過一塊塗蠟的木板，在上面隨意揮灑，畫了一條曲線，交給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塊木板，為曲線的優美所折服；連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門時闖進去，要過一塊木板，精心畫上一條曲線……當然，這故事下余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塊蠟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畫在一條曲線里，送給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現在我想，這個故事是我哥哥編的。但當時我還認真地想了一陣，終於傻呵呵地說道：這多好啊。時隔三十年回想起來，我並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擁有一片天空，十三歲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園。此外，人有兄長是好的。雖然我對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無異議。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科學和藝術是怎樣的事業。我哥哥後來是已故邏輯大師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則學了理科；還在一起講過真偽之分的心得、對熱力學的體會；但這已是我二十多歲時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國外去旅行，在劍橋看到過使牛頓體會到萬有引力的蘋果樹，拜倫拐著腿跳下去游水的「拜倫塘」，但我總在回想幼時遙望人類智慧星空時的情景。千萬丈的大廈總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愛好無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詩人，也許都體驗過兒童對著星光感悟的一瞬。我總覺得，這種愛好對一個人來說，就如性愛一樣，是不可少的。

    我時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來思考問題，很多煩難的問題就變得易解。人活著當然要做一番事業，而且是人文的事業；就如有一條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學究式的人物，手執教鞭戒尺打著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條路，而是背一本宗譜。我聽說前蘇聯就是這麼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萊蒙托夫，還要記住俄羅斯是大象的故鄉（蕭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里說了很多）。我們這裡是怎樣教孩子的，我就不說了，以免得罪師長。我很懷疑會背宗譜就算有了精神家園，但我也不想說服誰。安徒生寫過光榮的荊棘路，他說人文的事業就是一片著火的荊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著。當然，他是把塵世的囂囂都考慮在內了，我覺得用不著想那麼多。用寧靜的童心來看，這條路是這樣的：它在兩條竹籬笆之中。籬笆上開滿了紫色的牽牛花，在每個花蕊上，都落了一隻藍蜻蜓。這樣說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說服安徒生，就要用這樣的語言。維根斯坦臨終時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這句話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從牽牛花叢中走過來了。雖然我對他的事業一竅不通，但我覺得他和我是一頭兒的。

    我不大能領會下列說法的深奧之處：要重建精神家園、恢復人文精神，就要滅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滅的，就是風頭正健的俗人。假如說，讀者兜里的錢是有數的，買了別人的書，就沒錢來買我的書，所以要滅掉別人，這個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說法不見得有如此之深奧。假如真有這麼深奧，我也不贊成——我們應該像商人一樣，嚴守誠實原則，反對不正當的競爭。讓我的想法和作品成為囂囂塵世上的正宗，這個念頭我沒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須解釋我寫文章（包括這篇文章）的動機。坦白地說，我也解釋不大清楚，只能說：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維根斯坦一樣說道：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湯達一樣說：活過，愛過，寫過。我很怕落到什麼都說不出的結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我自幼就喜歡讀小說，並且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寫小說，直到二十七八歲時，讀到了圖尼埃爾（Tournier.M.）的一篇小說，才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在不知不覺之中，小說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代小說和古典小說的區別，就像汽車和馬車的區別一樣大。現代小說中的精品，再不是可以一目十行往下看的了。為了讓讀者同意我的意見，讓我來舉一個例子：杜拉斯（Duras.M.）《情人》的第一句是：「我已經老了。」無限滄桑盡在其中。如果你仔細讀下去，就會發現，每句話的寫法大體都是這樣的，我對現代小說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

    定下來的。現代小說的名篇總是包含了極多的信息，而且極端精美，讓讀小說的人狂喜，讓打算寫小說的人害怕。在經典作家裡，只有俄國的契訶夫（Chekhov.A.P.）偶爾有幾筆寫成這樣，但遠不是通篇都讓人敬畏。必須承認，現代小說家曾經使我大受驚嚇。我讀過的圖尼埃爾的那篇小說，叫做《少女與死》，它只是一系列驚嚇的開始。

    因為這個發現，我曾經放棄了寫小說，有整整十年在干別的事，直到將近四十歲，才回頭又來嘗試寫小說。這時我發現，就是寫過一些名篇的現代小說家，平常寫的小說也是很一般的。瑞士作家迪倫馬特（Durrenmatt.F.）寫完了他的名篇《法官和他的劊子手》之後，坦白說，這個長中篇耗去了他好幾年的光陰，而且說，今後他不準備再這樣寫下去了。此後他寫了很多長篇，雖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精粹。杜拉斯也說，《情人》經過反覆的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過。照我看，她的其他小說都不如《情人》好。他們的話讓人看了放心，說明現代小說家也不是一群超人。他們有些驚世駭俗的名篇，但是既不多，也不長。雖然如此，我還是認為，現代小說中幾個中篇，如《情人》之類，比之經典作家的鴻篇巨製毫不遜色。愛好古典文學的人也許不會同意我的看法，我也沒打算說服他們。但我還是要說，我也愛好過古典文學，而在影視發達的現代，如果沒有現代小說，托爾斯泰並不能讓我保持閱讀的習慣。

    我認為，現代小說的成就建築在不多幾個名篇上，雖然憑這幾篇小說很難評上諾貝爾文學獎，但現代小說藝術的頂峰就在其中。我的抱負也是要在一兩篇作品裡達到這個水平。我也特別喜歡寫長中篇（六萬字左右），比如我的《未來世界》，就是這麼長。《情人》、《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等名篇也是這麼長。當然，這樣做有東施效顰之嫌。在我寫過的小說里，《黃金時代》（《聯合報》第十三屆中篇小說獎）是我最滿意的，但是還沒達到我希望的水準，所以還要繼續努力。 朋友給我寄來了一本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遺囑》，這是本談小說藝術的書。書很長，有些地方我不同意，有些部分我沒看懂（這本書里夾雜著五線譜，但我不識譜，家裡更沒有鋼琴），但還是能看懂能同意的地方居多。我對此書有種特別的不滿，那就是作者絲毫沒有提到現代小說的最高成就：卡爾維諾、尤瑟娜爾、君特·格拉斯、莫迪阿諾，還有一位不常寫小說的作者，瑪格麗特·杜拉斯。早在半世紀以前，茨威格就抱怨說，哪怕是大師的作品，也有純屬冗餘的成分。假如他活到了現在，看到現代小說家的作品，這些怨言就沒有了。昆

    德拉不提現代小說的這種成就，是因為同行嫉妒，還是藝術上見解不同，我就不得而知。當然，昆德拉提誰不提誰，完全是他的自由。但若我來寫這本書，一定要把這件事寫上。不管怎麼說吧，我同意作者的意見，的確存在一種小說的藝術，這種藝術遠不是誰都懂得。昆德拉說：不懂開心的人不會懂得任何小說藝術。除了懂得開心，還要懂得更多，才能懂得小說的藝術。但若連開心都不懂，那就只能把小說讀糟蹋了。歸根結底，昆德拉的話並沒有錯。

    我自己對讀小說有一種真正的愛好，這種愛好不可能由閱讀任何其他類型的作品所滿足。我自己也寫小說，寫得好時得到的樂趣，絕非任何其他的快樂可以替代。這就是說，我對小說有種真正的愛好而這種愛好就是對小說藝術的愛好——在這一點上我可以和昆德拉溝通。我想像一般的讀者並非如此，他們只是對文化生活有種泛泛的愛好。現在有種論點，認為當代文學的主要成就是雜文，這或者是事實，但我對此感到悲哀。我自己讀雜文，有時還寫點雜文。照我看，雜文無非是講理，你看到理在哪裡，徑直一講就可。當然，把道理講得透徹，講得漂亮，讀起來也有種暢快淋漓的快感，但畢竟和讀小說是兩道勁兒。寫小說則需要深得虛構之美，也需要些無中生有的才能。我更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所以，我雖能把理講好，但不覺得這是長處，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劣根性，需要加以克服。誠然，作為一個人，要負道義的責任，憋不住就得說，這就是我寫雜文的動機。所以也只能適當克服，還不能完全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