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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實驗的第二個重大發現是色情業的開放對某些類型的犯罪有重大影響。猥褻兒童發案率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露陰癖也有大幅度下降。暴力污辱罪（強xx，猥褻）也減少了，其他犯罪數量沒有改變。這個例子說明色情作品的開放會減少而不是增加性犯罪。筆者引述這個例子，並不是主張什麼，只是說明有此一事實而已。

    美國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浪cháo在二次大戰後忽然退cháo了。本書作者的觀點是：這和美國從一個保守的、鄉村為主的單一清教國家，轉變成了多元的國家有關。前者是反移民、反黑人、反共、排外的，社會掌握在道德警察手裡；後來變成了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那種嚴格檢查的背景就不存在了。這種說明對我們甚有意義，我們國家也是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國家。至於清教傳統，我們沒有過。清教徒認為人本性是惡的，必須加以限制。我們國家傳統哲學認為人性本善，但是一到了「慕少艾」的年齡，他就不再是好東西了。所以對於青春期以後的人，兩邊的看法是完全一樣的。本書作者給出了一個美國色情開放程度的時間表，在此列出，以備參考：

    早於四十年代：任何女性的裸體或能引起這類聯想的東西，包括掀起的衣裙、辱頭的暗示，都屬禁止之列；

    四十年代：色情雜誌上出現裸女背影；

    五十年代：Rx房的側影；

    六十年代：出現辱頭，《花花公子》雜誌上出現女性陰部；

    七十年代：男性生殖器出現在《維瓦》和《花花女郎》雜誌上，女性的陰唇出現在《閣樓》和《花花公子》雜誌上。

    每當雜誌走得更遠時，審查員就大聲疾呼，災難就要降臨，但是後來也沒鬧什麼災。所以這些人就落入了喊「狼來了」那個孩子的窘境。

    《性社會學》這本書里把對影視出版的審查，看作一種性環境。這種審查的主要目標是色情作品，所以含有性內容的嚴肅作品在這裡只是被「捎帶」的。所謂嚴肅作品，在我看來應該是雖然寫到了性，但不以寫性為目的的作品。這其中包括了以藝術上完美為目標的文學、影視作品，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書，醫學心理學的一部分書。據我所知，這類作品有時會遇到些麻煩。從某種意義上講，嚴肅的作家、影視從業人員也可以算作專家，從專家的角度來看審查制度，應該得到什麼樣的結論呢？

    改革開放之初，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到中國來，訪問了我國一批老一代作家。安格爾在會見時問：你們中國的作品裡，怎麼沒有寫性呢？性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呀。我國一位年長的作家答道：我們中國人對此不感興趣！這當然是騙洋鬼子的話，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但是洋鬼子不吃騙，又問道：你們中國有好多小孩子，這是怎麼一回事？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這些孩子不是你捏著鼻子、忍著噁心造出來的吧。當然，我們可以回答：我們就是像吃苦藥那樣做這件事！但是這樣說話就等於承認我們都是偽君子。事實上性在中國人生活里也是很重要的事，我們享受性生活的態度和外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在這個方面沒必要裝神弄鬼。既然它重要，自然就要討論。嚴肅的文學不能迴避它，社會學和人類學要研究它，藝術電影要表現它。這是為了科學和藝術的緣故。然而社會要在這方面限制它，於是，問題就不再是性環境，而是知識環境的問題了。

    《性社會學》這本書描述了二十年代美國是怎樣判決yín穢書的：起訴人從大部頭書里摘出一段來，念給陪審員聽，然後對他們說：難道你希望你們的孩子讀這樣的書嗎？結果海明威、勞倫斯、喬伊斯就這樣被禁掉了。我不知道我們國家裡現在有沒有像海明威那樣偉大的作家，但我知道假如有的話，他一定為難以發表作品而苦惱。海明威能寫出讓起訴人滿意的書嗎？不能。

    我本人就是個作者。任何作者的書出版以後，會賣給誰他是不能夠控制的。假如一位嚴肅作家寫了性，儘管其本心不是煽情、媚俗，而是追求表達生活的真諦，也不能防止這書到了某個男孩子手裡，起到手yín前性喚起的作用。故此社會對作家的判決是：因為有這樣的男孩子存在，所以你的書不能出。這不是太冤了嗎？但我以為這樣的事還不算冤，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比他還要冤。事實上社會要求每個嚴肅作家、專業作者把自己的讀者想像成十六歲的男孩子，而且這些男孩似乎還是不求上進、隨時要學壞的那一種。

    我本人又是個讀者，年登不惑，需要看專業書，並且喜歡看嚴肅的文學書，但是市面上只有七十二個故事的《十日談》、節本《金瓶梅》，和被宰得七零八落的雷馬克，還有一些性心理學性社會學的書，不客氣地說，出得完全是烏七八糟。前些日子買了一本福柯的《性史》，根本看不懂，現在正想辦法找英文本來看。這種情形對我是一種極大的損害。在此我毫不謙虛他說，我是個高層次的讀者，可是書刊檢查卻拿我當十六歲的孩子看待。

    這種事情背後隱含著一個邏輯，就是我們國家的出版事業必須就低不就高。一本書能不能出，並不取決於它將有眾多的有藝術鑑賞力或者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應該對他們有益，而是取決於社會上存在著一些沒有鑑賞力或沒有專業知識的讀者，這本書不能對他們有害。對我來說，書刊審查不是個性環境，而是個知識環境問題，對其他知識分子也是這樣的。這一點是《性社會學》上沒有提到的。二三十年代，有頭腦的美國人，如海明威等，全在歐洲待著。後來希特勒把知識分子又都攆回到美國去，所以美國才有了科學發達、人文薈萃的時代。假如希特勒不在歐洲燒書、殺猶太人，我敢說現在美國和歐洲相比，依然是個土得掉渣的國家。我不敢說國內人才凋零是書刊檢查之故，但是美國如果現在出了希特勒，我們國內的人才一定會多起來。

    假如說市場上有我需要的書，可能會不利於某些頑劣少年的成長的話，有利於少年成長的書也不適合於我們。這一點與意識形態無關。舉例而言，《雷鋒的故事》這樣的書對青年有益，把它譯成英文，也很適合西點軍校的學員閱讀，但是對於那些禿頂教授，就不那麼適宜。再比方說，《羅蘭小語》、瓊瑤的小說，對美國highschool的女生很適宜（可惜的是美國這類書已經很多了），但是對於年過四旬，拿了博士學位，在大學裡講社會學的知識分子就不適宜，如果強要他們讀的話，大概會感到有點噁心。這種人甚至會讀StoryofO，雖然你問他時他不一定肯承認。有人會爭辯說，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應該為他們做犧牲。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犧牲的代價是讓成人也變成孩子。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未來。

    現在美國和歐洲把成人和兒童的知識環境分開，有些書、有些電影兒童不能看。這種做法的背後的邏輯是承認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無須法庭、教會來決定哪些他能夠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這不僅是因為成人接觸這些知識是無害的，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些知識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還因為這是對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現代社會的前景是每個人都要成為知識分子，限制他獲得知識就是限制他的成長。而正如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里指出的，目前中國人面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弗洛伊德所說的肛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歷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麼，下一步怎麼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歐威爾在《1984》里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下一步」當然不是把日曆翻過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應當是日曆永遠翻不到的明天。 李銀河博士的新書《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近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將與讀者見面。本書運用社會學方法，對當代中國人在性愛與婚姻方面的行為與規範，做了充分的調查與分析，並對照國外同類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全書以實證調查為基礎，結論可靠；主題為全社會所關心，行文流暢，描述生動，故而既有學術性，又有可讀性。

    婚姻、家庭、性觀念等等，既是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題目，又是社會關心的熱點。近年來

    ，已有多種著述出現，其中有些文章出於記者作家的手筆，文辭華麗，行文生動，在喚起社會重視這類問題方面，有不可低估的貢獻。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對研究方法不大講究，引征國外報導，又多根據非專業書刊。李銀河博士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在寫作此書前，又做了系列調查，所以本書的出版，正好補這方面的不足。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共通之處，就在於對所研究之題目，要有超過常識、超過一般水平的了解。換言之，社會科學也是專門科學。如其不然，何須要有專業人才。專業人士討論問題，當有自己的獨特觀點。本書述及各類社會現象，首先努力正確度量，以求準確，而後利用各種有定評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後所得結論，也不妄做價值判斷。作者的目的，在於把可靠的研究結果披露於社會，把評判的權力交到讀者手裡。正如其他學科的學者所做的一樣，大家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客觀地報告。一個發現一經報導，就與研究者沒有關係。它的正確與否，自有實踐和別人來檢定。專業作者只求別人知道他的發現，卻不肯做努力去感動別人，震撼別人。發現的正確與否，與讀者的情緒無關。這種著眼點的區別，讀者在讀了李博士的書後自會有所體會。

    李博士的某些研究中，使用了社會統計學較新的方法，比如隨機抽樣、LOG-LINEAR、LOGIT模型等。如今的讀者在科學修養方面，已有很大提高。社會學方面的讀者，這些知識自應掌握。而其他專業的讀者，也不至於不能理解。因為作者相信，概率統計作為各學科的通用工具，已被很多人掌握。

    在她的另一些研究中，採用了個案調查的方法。我國一位老一代社會學家說，社會學研究要出故事。因為人在社會上，有出生，有死亡，有婚喪嫁娶，有前因有後果，完全可以自圓其說。處於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互相了解，這就需要對各種文化給予不帶偏見的完整說法。這也是所有的讀者都愛看的。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又有不同之處。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乃是人類社會，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只有少數專業人士能夠觸及，而是人人有份。人對於人的認識，容易帶有偏見。比如自我中心、文化中心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