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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則寓言裡，有兩個人和一頭驢走在路上。這兩個人是父子關係，這頭驢是他們的財產。這故事很老，想必你已經聽過，但都是從人的角度來講的，現在我把它從驢的角度重新講過。對於四足動物來說，能在路上走總比被拴在樹上要強。何況春日融融，兩個人都沒有騎在它身上，所以它感到很幸福。我不知道驢子知不知道這樣一句古話，叫做「樂極生悲」，但這意思它絕不陌生。走著走著，遇到一伙人，嘀咕了幾句，兒子就騎到它身上來了。讀過這則寓言的人必然知道，他們遇到了一夥農婦，她們說，瞧這兩個笨伯，有驢不騎，自己

    走路。按照人的概念，這伙娘們是在下蛆、使壞。但驢子毫無怨言：它被人騎慣了。

    文章寫到了這裡，我忽然想到要做點自我介紹。我是個半老不老的學究，已經活滿了四張，正往五張上活著。我現在是個自由撰稿人，過著清貧的生活。我掙錢不多，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既沒有洋房，也沒有汽車。我的稿子發在刊物上，只有光禿禿的一個名字，沒有一對括號，裡面寫著美國。基於這些狀況，我和那頭驢一樣知道自己傻，寫個文章也本分，決不敢起那種取巧的題目：「人眼看驢」，或者「第三隻眼睛看中國」。閒話少說，讓我們來講這個故事：驢載著人往前走，又遇到了第二伙人，又嘀咕了幾句，兒子就從驢背上下來，換了老頭騎著。驢子知道自己傻，所以誰愛騎誰騎，它一句話都不說。

    在寓言的原本里，驢子遇到的第二伙人說：瞧這少年人，騎在驢身上趾高氣揚，讓老父親在後面跟著。人心不古，世道澆漓，到了何等地步。老年人的屁股硬一些，但對驢來說也沒有什麼。糟就糟在又遇上了第三伙人，這是一夥少婦，七嘴八舌地說：這個老頭太可恨，自己騎驢舒服了，全不顧自己的孩子，讓他拿兩條腿來攆你們四條腿。從驢的角度來看，這話講得沒道理，什麼「你們」？這四條腿都是我的！既然此驢不騎不可，誰騎也不可，兩個人商量了一下，乾脆就一齊騎上。一隻小毛驢，背才是多大的地方。老頭騎著脖子，小孩騎著屁股。驢子難免要嘀咕道：我就是傻，你們也不能這麼欺負我。你來試試看，這讓我怎麼走路？

    我既是個學究，就要讀書。現在的書刊內容豐富，作者名字前面有括號的全是重要文章。有的談新儒學，有的談後現代，扯著扯著就扯到了治國之策。當然，這路文章的實質不是和我們商量怎麼受治之策，而是和別人商量怎麼治我們，這就和驢耳朵里聽見人嘀咕一樣，雖然聽不懂，但准知道沒好事。當年前蘇聯解體，有美國人乘飛機跑到俄國去，出個主意要大夥休克——他自己當然不休克。再早些時候，紅色高棉打了天下，中國就有人給他們出主意，那就不止是要人家休克。總而言之，我看到帶括號的文章，滿脊樑都是雞皮疙瘩，聯想到那寓言的最後一幕。

    這頭驢又遇到了最後一伙人，這些人對騎驢者說：兩人騎一頭驢，你們想吃驢肉嗎？從驢的角度來看，挨殺被吃肉倒也好了。騎在驢背上的人跳下驢背，一個揪耳朵，一個扯尾巴，把它四條腿捆在一起，穿過一根大槓子，倒扛起來，搖搖晃晃地上了路。那驢頭在下，腳在上，它又不是蝙蝠，怎能待得慣。何況它四個蹄子痛入骨髓，所以大叫起來，但編寓言的人不肯翻譯一下它喊些什麼。我這篇文章要替驢說話，所以當翻譯義不容辭——它喊的是：我得罪誰了，你們這麼捏咕我！前蘇聯境內的休克者，高棉境內的冤魂也都這麼嚷著。編寓言的人還編出一個寓意，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考慮到驢的慘狀，真不知是何心肝。我的寓意卻是：「閉上你的臭嘴，讓別人走路。」當然，還有個寓意也說得通：別當驢受人捏咕，要當捏咕驢的人——就算損人不利己，起碼也賺了個開心。但這種寓意只適於狠毒的人。 我寫這篇文章時，正逢四月一日，哪天登出來我就不知道了。這一天西方的報刊總會登出些駭人聽聞的新聞，比方說幾年前，英國一家有名的科學刊物登出一則消息說：英國科學家把牛的基因和西紅柿的基因融合在一起，培育出一種牛西紅柿。這種西紅柿吃起來當然是番茄牛腩的味道。西紅柿的皮扒下來可以做鞋子，有些母的西紅柿會滴下白色的液體，可以當牛奶來喝，也可以做辱酪。午夜時分從西紅柿地邊上經過，可以聽見陣陣牛鳴，好像是鬧鬼一般。咱們國家的一些報紙轉載了這條消息，還敦促我國的生物學家一定要迎頭趕上——

    但他們好像還沒趕上，因為市面上沒有賣西紅柿皮鞋的。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可能還有人記得。今天英國報紙上有一則古怪新聞，說要割讓他們的北愛爾蘭來換我們的香港，這居心何其毒也——誰不知道北愛爾蘭是老大一堆的麻煩。早上我打開電子信箱，發現有一老友發來《妖魔化中國》一書的摘要和背景材料，要我寫篇評論文章，登時把我氣得臉青——這種婁子我捅過了一次還不夠麼？想要害死我也不是這麼種害法嘛！後來看看日曆，火又消了。今天是愚人節呀。

    雖然今天是愚人節，我也不敢再妄評新書了。說本老書吧。我看過的第一本「字書」是《吹牛大王歷險記》。說老實話，這書還不能算完全的字書，因為有一半是字，另一半是畫。其中有些故事很適合在今天講：吹牛大王在森林裡打獵，遇上一頭鹿，可嘆的是手邊沒有子彈，只好把櫻桃核發she出去，打在鹿額頭上，鹿跑了。過幾天在森林裡遇到該鹿，它頭上長出了一棵櫻桃樹。大王一槍把它放倒，飽餐了一頓烤鹿肉加一頓鮮櫻桃。假如這是真的，很有必要給每個人頭上都打進一顆櫻桃核——出門不用帶陽傘了。另一個故事更加神妙：吹牛大王在森林裡遇上了一隻美麗的狐狸，就是用最小號的槍彈去打，也難免會傷損皮毛。他she出了一根大針，把狐狸尾巴釘牢在樹上，然後折了一根樹條，狠揍了狐狸一頓。狐狸吃打不過，只好從它自己的嘴裡跳出去跑掉了。吹牛大王得到了一張完美無缺的皮毛——至於那沒有皮的狐狸怎樣了，故事裡沒有講到，我想它應該死於肺炎——沒皮的狐狸很容易著涼。但這麼一講又很沒意思了。在愚人節里我想到這麼一個道理：要編故事，就不妨胡編亂造——愚人節的新聞看起來也蠻有意思。要講真事就不能胡編亂造：雖然沒意思，但是有價值。把兩樣事混在一起就一定不好：既沒有意思，又沒有價值。當然，這篇有感正好是把兩樣事混在一起來講。所以它既沒有意思，也沒有價值。 在李銀河所譯約翰·蓋格農《性社會學》一書中，第十七章「性環境」集中敘述了美國對含有性內容的作品審查制度的變遷，因而成為全書最有神采的一章。美國在二次大戰前對「色情作品」的審查是最嚴的，受到打擊的絕不止真正的色情作品。就以作家為例，不但海明威、雷馬克有作品被禁，連最為「道學」的列夫·托爾斯泰也上了禁書榜。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禁書榜上不但包括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勞倫斯的《戀愛中的女人》等等，拉伯萊斯的《阿拉伯之夜》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也只能出節本。事有湊巧，我手上

    正好有一本國內出版的《西線無戰事》，也是節本，而且節得上氣不接下氣。這種相似之處，我相信不僅僅是有趣而已。以前我們談到國內對書刊、影視某些內容過于敏感時，總是歸因於中外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假如拿美國的三十年代和現在中國做個對比，就很容易發現新的線索。

    自一次大戰後，美國對色情作品的檢查呈穩步上升之勢。一方面對性作品拼命壓制，一方面嚴肅文學中性主題不斷湧現，結果是從聯邦到州、市政府開出了長得嚇人的禁書書單。遭難的不只是上述作家，連《聖經》和莎翁的戲劇也只能通過節本和青少年見面。《聖經》抽掉了《雅歌》，莎翁抽掉了所謂猥褻的內容，結果是孩子們簡直就看不明白。當然，受到限制的不僅是書刊，電影也沒有逃出審查之網。在電影裡禁止表現娼jì、長時間的做愛，禁止出現裸體、毒品、混血兒（！！）、性病、生育和嘲笑神職人員的鏡頭。

    當時嚴格的檢查制度有其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切對性的公開正面（非譴責性）的討論都會導致性活動的泛濫，因為性知識是性行為的前兆。這就是說，性衝動是強大的，一受刺激就會自動表達出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另一個理論：性是危險的，人是薄弱的，必須控制性來保護人。這種觀點和時下主張對文學作品嚴加控制的觀點甚是相似。在我們國家裡，現在正有人認為青少年的性犯罪和書籍、錄像帶有關係，還有一些家長反映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因此主張對有性內容的書刊、錄像嚴加限制。

    但是在我看來，像這樣的觀點因為是缺少科學訓練的人提出的，多少總有點混亂不清的地方。比方說二十年代美國這種理論，在科學上我們只能承認它是一種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能成立；而且它又是一種最糟不過的假設，定義不清，以致無法設計一種檢驗方法。我在報刊上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指出有多少性犯罪的青少年看過「不良」書刊或者黃色錄像帶，但是這樣立論是錯誤的。實際上有效的立論應是指出有多少看過「不良」書刊的青少年犯了罪。在概率論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反驗概率，沒有確定的關係，也不能夠互相替代。至於家長說孩子看了與性有關的書刊，影響了學習，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因果模型——看某些書刊→影響學習。有經驗的社會學家都會同意，建立一個可靠的因果模型是非常困難的。就以前述家長的抱怨為例，首先你要證明，你的孩子是先看了某些書刊，而後學習成績才下降的；其次你要證明沒有一個因素既影響到孩子看某種書，也影響到孩子的學習。我知道有一個因素要影響到這兩件事，就是孩子的性成熟。故而上述家長的抱怨不能成立。現在的孩子營養好，性成熟早，對性知識的需求比他們的父母要早。據我所知，這是造成普遍憂慮的一個原因。假如家長只給他們饅頭和鹹菜吃，倒可以解決問題（使其性成熟期晚些到來）。以上論述要說明的是，關於色情作品對青少年的腐蝕作用，公眾從常識的觀點得出的結論和專家能做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倘非如此，專家就不成其為專家。

    當然，人們給所謂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僅是腐蝕青少年，而且是腐蝕社會。在這方面書中有一個例子，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麥實驗。1967年，丹麥開放了色情文學（真正的色情文學）作品，1969年開放了色情照片，規定色情作品可以生產，並出售給十六歲以上的公民。這項實驗有了兩項重要結果：其一是，丹麥人只是在初開禁時買了一些色情品，後來就不買或是很少買，以致在開禁幾年後，所有的色情商店從哥本哈根居民區絕跡，目前只在兩個小小的地區還在營業，而且只靠旅遊者生存。本書作者對此的結論是：「人有多種興趣，性只是其中的一種，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側面。幾乎沒有人會把性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把色情品當作自己的主要生活興趣的人就更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