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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學時遇到的。現在的年輕人大可以說，我是在賣弄自己出國留過學。這可不是誇耀，這是又一樁痛苦的經歷，雖然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我卻沒有絲毫的幸災樂禍－我上的那所大學的哲學系以科學哲學著稱。眾所周知，科學哲學以物理為基礎，所以哲學系的教授自以為在現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養。忽一日，有位哲學教授自己覺得有了突破性的發現－而且是在理論物理上的發現，高興之餘，發貼子請人去聽他的講座，有關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請之列。我也去了，聽著倒是蠻振奮的，但有覺得不像是這麼回事。聽著聽著，眼見得聽眾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樣，掏出個菸斗抽起煙來。等人家講完，他把菸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說道： Wrongstory！ （錯誤的故事）就揚長而去。既然談的是物理，當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見為準。只見那位哲學教授臉如豬肝色，恨不能一頭鑽下地去。

    現在的年輕人又可以說，我在賣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經歷。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我這一生聽過各種 wrongstory ，奇怪的是：錯的越厲害就越有人信－這都是因為它讓人振奮。聽得多了，我也算個專家了。有些故事，如 文革 中的種種古怪說法，還可以禍國秧民。我也是也編這種故事，也可以發大猜，但我就是不編。我只是等故事講完之後，用菸斗敲敲凳子腿，說一聲：這種理解徹底不對。 我家裡有各種各樣的書，有工具書、科學書和文學書，還有戴尼提、氣功師一類的書，這些書里所含的信息各有來源。我不願指出書名，但恕我直言，有一類書純屬垃圾。這種書里寫著種種古怪異常的事情，作者還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據說這叫人體特異功能。

    人腦子裡有各種各樣的東西，有可靠的知識，有不可靠的猜測，還有些東西純屬想入非非。這些東西各有各的用處，我相信這些用處是這樣的：一個明理的人，總是把可靠的知識作為根本；也時常想想那些猜測，假如猜測可以驗證，就擴大了知識的領域；最後，偶爾他也准許自己想入非非，從怪誕的想像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啟迪。當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東西分開，不會把怪誕的想像當真——但也有例外。

    當年我在農村插隊，見到村裡有位婦女撒癔症，自稱狐仙附了體，就是這種例外。時至今日，我也不能證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它們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體不能認定是假，只能說是很不可信。假設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體，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當然，還有別的解釋，說那位婦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體現象」，或者是有了特異功能(自從狐仙附體，那位大嫂著實有異於常人，主要表現在她敢於信口雌黃)，自己不會解釋，歸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覺得此說不對。在學大寨的年代裡，農村的生活既艱苦，又乏味，婦女的生活比男人還要艱苦。假如認定自己不是個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許會愉快一些。我對撒癔症的婦女很同情，但不意味著自己也想要當狐狸。因為不管怎麼說，這是一種病態。

    我還知道這樣一個例子，我的一位同學的父親得了癌症，已經到了晚期，食水俱不能下，靜脈都已扎硬。就在彌留之際，忽然這位老伯指著頂棚說，那裡有張祖傳的秘方，可以治他的病。假如找到了那張方子，治好了他的病，自然可以說，臨終的痛苦激發了老人家的特異功能，使他透過頂棚紙，看到了那張祖傳秘方。不幸的是，把頂棚拆了下來也沒找到。後來老人終於在痛苦中死去。同學給我講這件事，我含淚給他解釋道：伯父在臨終的痛苦之中，開始想入非非，並且信以為真了。

    我以為，一個人在胸中抹煞可信和不可信的界限，多是因為生活中巨大的壓力。走投無路的人就容易迷信，而且是什麼都信(馬林諾夫斯基也是這樣來解釋巫術的)。雖然原因讓人同情，但放棄理性總是軟弱的行徑。我還認為，人體特異功能是件不可信的事，要讓我信它，還得給我點壓力，別叫我「站著說話不腰疼」。比方說，讓我得上癌症，這時有人說，他發點外氣就能救我，我就會信；再比方說，讓我是個猶太人，被關在奧斯維辛，此時有人說，他可以用意念叫希特勒改變主意，放了我們大家，那我不僅會信，而且會把全部錢物(假如我有的話)都給他，求他意念一動。我現在正在壯年，處境尚佳，自然想循科學和藝術的正途，努力地思索和工作，以求成就；換一種情況就會有變化。在老年、病痛或貧困之中，我也可能相信世界上還有些奇妙的法門，可以呼風喚雨，起死回生。所以我對事出有因的迷信總抱著寬容的態度。只可惜有種情況叫人無法寬容。

    在農村還可以看到另一種狐仙附體的人，那就是巫婆神漢。我以為他們不是發癔症，而是裝神弄鬼，詐人錢物。如前所述，人在遇到不幸時才迷信，所以他們又是些趁火打劫的惡棍。總的來說，我只知道一個詞，可以指稱這種人，那就是「人渣」。各種邪門書的作者應該比人渣好些，但憑良心說，我真不知好在哪裡。

    我以為，知識分子的道德準則應以誠信為根本。假如知識分子也騙人，讓大家去信誰？但知識分子裡也有人信邪門歪道的東西，這就叫人大惑不解。理科的知識分子絕不敢在自己的領域裡胡來，所以在誠信方面記錄很好。就是文史學者也不敢編造史料，假造文獻。但是有科學的技能，未必有科學素質；有科學的素質，未必有科學的品格。科學家也會五迷三道。當然，我相信他們是被人騙了。老年、疾病和貧困也會困擾科學家，除此之外，科學家只知道什麼是真，不知道什麼是假，更不諳弄虛作假之道，所以容易被人騙。

    小說家是個很特別的例子，他以編故事為主業；既知道何謂真，更知道何謂假。我自己就是小說家，你讓我發誓說寫出的都是真事，我絕不敢，但我不以為自己可以信口雌黃到處騙人。我編的故事，讀者也知道是編的。我總以為寫小說是種事業，是種體面的勞動，有別於行騙。你若說利用他人的弱點進行欺詐，干盡人所不齒的行徑，可只因為是個小說家，他就是個好人了，我抵死也不信。這是因為虛構文學一道，從荷馬到如今，有很好的名聲。

    我還以為，知識分子應該自尊、敬業。我們是一些堂堂君子，從事著高尚的事業；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看自己和自己的事業，小說家也不該例外。現在市面上有些書，使我懷疑某人是這麼想的：我就是個卑鄙小人，從事著齷齪的事業。假如真有這等事，我只能說：這樣想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批自然科學家簽名，要求警惕種種偽科學，此舉來得非常及時。《老殘遊記》上說，中國有「北拳南革」兩大禍患。當然，「南革」的說法是對革命者的誣衊，但「北拳」的確是中國的一大隱患。中國人——尤其是社會的下層——有迷信的傳統，在社會動盪、生活有壓力時，簡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時有人來裝神弄鬼，就會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災難。這種流行性的迷信之所以可怕，在於它會使群眾變得不可理喻。這是中國文化傳統里最深的隱患。宣傳科學，崇尚理性，可以克制這種隱患；宣揚種種不可信的東西，是觸發這種隱患。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不可為一點稿酬，就來為禍人間。 從歷史書上看到，在三十年代末的德國，很多科學家開始在學校里講授他們的德國化學、德國數學、德國物理學。有位德國物理學家指出：「有人說科學現在和永遠是有國際性的——這是不對的；科學和別的每一項人類創造的東西一樣，是有種族性和以血統為條件的。」這話著實有意思。但不知是怎麼個種族性法。化學和數學的種族性我沒查到，有關物理學的種族性，人家是這麼解釋的：經典物理是由亞利安人創造的：牛頓、伽利略等等，都是亞利安人，而且大多是北歐血統，所以這門科學是好的。至於現代物理學，都是猶太人搞出來的，所以是邪惡的，必須斬盡殺絕。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他和他的相對論是「德國物理」的死敵——納粹物理學家宣稱，誰要是稱讚相對論，那就是喜歡猶太人統治世界，並對「德國人永遠淪為無生氣的奴隸地位」表示高興。可想而知，愛因斯坦要是落到德國人手裡，肯定沒有好。他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早早逃到美國去，保住了一條命。德國教學和化學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確切知道，但知道它肯定會讓納粹科學家特別開心，讓猶太科學家特別不開心——因為一般來說，挨罵總是不開心的事情。

    過去，在生物學領域裡，遺傳學曾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邪說，所以就有種無產階級的生物學——這就是李森科的神聖學派。這種學說我上學時聽過一耳朵，好像還有些道理，但不知為什麼一定要和遺傳學過不去。這股邪風是從前蘇聯傳過來的，老大哥教給我們些好的東西，也教了些邪的歪的。身在那個時代，不會遺傳學的人會很高興，但也有人不高興。我有位老師，年輕時對現代語言學很有興趣，常借些新的英文書刊來看。後來有人給他打個招呼說：你這樣下去很危險，會滑進資產階級的泥坑；我們的語言學要以一位前蘇聯偉人論語言學問題的小冊子為神聖的根基——而你正在背離這個根基。我老師聽了很害怕，後來就進了精神病院。他告訴我說，自己是裝瘋避禍，但我總覺得他是真被嚇瘋了，因為他講起這件事來總帶著一股膽戰心驚的樣子。這位老師後來貧困潦倒、提心弔膽，再後來雖然用不著提心弔膽，但大好年華已過。他對這些事當然很不開心。

    我說的都是過去的事情，現在已經好多了。相對論、遺傳學，還有社會學和人類學，都不再是邪惡的學問，我們可以放心地學習了。但有些事情我們還是不明白——如果只是外行來摧殘科學，我們還可以理解，真正能在科學領域內興風作浪的，都是懂點科學的人。那些德國和前蘇聯的學者們，幹嘛要分裂科學，把它搞褊狹呢？有些史實可以幫助解釋這個疑問：從1905年到1931年，有十位德國猶太人，因為在科學上做出貢獻得到了諾貝爾獎金，這對某些以純亞利安血統而自豪的德國科學家來說，未免太多了些。近現代科學取得了很多成就，這些成就大多不是誕生在俄國，難免讓俄國科學家氣不順。因此就想把別人的成就貶低，甚至抹煞掉，對自己的成就則誇大，甚至無中生有；以此來證明種族或者這方土地有很大的優越性。中國血統的科學家成就也不少，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通通拿到了，雖然他們是美籍，但願我們能以此為榮。有件事正在使我憂慮：中國人和德國人不同。中國人對證明自己的種族優越從來就不很在意的，他們真正在意的是想要證明自己傳統文化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