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頁

    我認為七十年代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看法和一些同齡人是一樣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這些感受和別人是一樣的。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讓我們像奧威爾一樣，想想什麼是一加一等於二，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想清楚了這些事，我們再來談談崇高的問題。就七十年代這個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弗洛伊德對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對這個道理稍加推廣，就會想到：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害，而且是有病。

    說到吃苦、犧牲，我認為它是負面的事件。吃苦必須有收益，犧牲必須有代價，這些都屬一加一等於二的範疇。我個人認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犧牲是無價值的，所以這種經歷談不上崇高；這不是為了貶低自己，而是為了對現在和未來發生的事件有個清醒的評價。邏輯學家指出，從正確的前提能夠推導出正確的結論，但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就什麼都能夠推導出來。把無價值的犧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此後你就會什麼鬼話都能說出口來，什麼不可信的事都肯信——這種狀態正確的稱呼叫做「糊塗」。人的本性是不喜歡犯錯誤的，所以想把他搞糊塗，就必須讓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塗也很難得呀。因為人性不總是那麼脆弱，所以糊塗才難得。經過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看得更清楚，他就是變得更聰明。有些人對人世間的把戲更看不懂了，他就是變得更糊塗。不管發生了哪種情況，七十年代都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我要說出我的結論，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種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說實話，中國人在這方面已經很不像樣了——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裡，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裡。 我說過，以後寫雜文要斯文一些，引經據典。今天要引的經典是弗洛依德。他老人家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點歇斯底里——這真是至理名言！所謂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頭一股無明火，行為失范。誰都有這種時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依德全集通讀了一遍之後，自覺脾氣好多了。古人有首詠雪的打油詩曰：夜來北風寒，老天大吐痰。一輪紅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氣簡直比雪天的老天爺還大。誰能當這枚止痰丸呢？只有弗洛依德。

    年輕時，我在街道工廠當工人。有位師傅常跑到班長那裡去說病了，要請假。班長問他有何症狀，他說他看天是藍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廁所里任什麼都不想吃。當然，他是在裝騷韃子。看天土色看地藍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慾大開，那才叫作有病——在這些小問題上，很容易取得共識，但大問題就很難說了。舉例來說，法國人在馬賽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寧死；這話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鴻銘的書來看看，裡面大談所謂良民宗教，簡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寧死。《獨立宣言》里說：我們認為，人人生而平等。這話是講給英國皇上聽的，表明了平民的尊嚴。這話孟夫子一定反對，他說過：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又簡直是宣布說，平民不該有自己的尊嚴。總而言之，個人的體面與尊嚴，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國的傳統文化里是沒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東西。我是很愛國的，這體現在：我希望伏爾泰、傑弗遜的文章能歸到辜鴻銘的名下；而把辜鴻銘的文章栽給洋鬼子。假如這是事實的話，我會感到幸福得多。

    有時候我想：假如大躍進、文化革命這些事，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外國，該有多好。這些想法很不體面，但還不能說是有痰。有些壞事發生在了中國，我們就說它好，有些鬼話是中國人說的，我們就說它有理，這種作法就叫作有痰氣。有些年輕人把這些有痰氣的想法寫成書，他本人倒不見得是真有痰，不過是譁眾取寵罷了。一種普遍存在的事態比這要命得多。舉例來說，很多中年人因為文革中上山下鄉虛耗了青春，這本是種巨大的痛苦；但他們卻覺得很幸福，還說：青春無悔！再比方說，古往今來的中國人總在權勢面前屈膝，毀掉了自己的尊嚴，也毀掉了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本是種痛苦，但又有人說：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難辨，香臭不知的地步……這就是我們嗓子裡噎著的痰。扯完了這些，就可以來談談我的典故典故。

    眾所周知，有一種人，起碼是在表面上，不喜歡快樂，而喜歡痛苦；不喜歡體面和尊嚴，喜歡奴役與屈辱，這就是受虐狂。弗洛依德對受虐狂的成因有這樣一種解釋：人若落入一種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是幸福，用這種方式來尋求解脫——這樣一來，他的價值觀就被逆轉過來了。當然，這種過程因人而異。有些人是不會被逆轉的。比方說我吧，在痛苦的重壓下，會有些不體面的想法，但還不會被逆轉。另有一些人不僅被逆轉，而且還有了痰氣，一聽到別人說自由、體面、尊嚴等等是好的，馬上就怒火萬丈——這就有點不對頭了，世界上哪有這樣氣焰萬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這種毛病，也不要這個樣子嘛。 現在我經常寫點小文章，屬雜文或是隨筆一類。有人告訴我說，沒你這麼寫雜文的！雜文里應該有點典故，有點考證，有點文化氣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證也會，但就是不肯這麼寫。年輕時讀過莎翁的劇本《捕風捉影》，有一場戲是一個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貧嘴，貧到後來有點葷。其中有一句是這麼說的：「小姐死後進天堂，一定是臉朝上！」古往今來的莎學家們引經據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氣氛越來越濃烈，但越注越讓人看不懂。只有一家注得簡明，說：這是個與性有關的、粗俗不堪的比喻。這就沒什麼文化味，但照

    我看來，也就是這家注得對。要是文化氛圍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話，我寧願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圍。但這回我想改改作風，不再耍貧嘴，我也引經據典地說點事情，這樣不會得罪人。

    羅素先生說，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數古希臘人最為文明，比其他人等聰明得多。但要論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想法就不大對頭——他們以為整個世界是個大沙盤，擱在一條大鯨魚的背上。鯨魚又漂在一望無際的海上。成年扛著這麼個東西，鯨魚背上難受，偶爾蹭個痒痒，這時就鬧地震。古埃及的人看法比他們正確，他們認為大地是個球形，浮在虛空之中。埃及人還算過地球的直徑，居然算得十分之准。這種見識上的差異源於他們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舉目四望，周圍是一圈地平線，和螞蟻爬上籃球時的感覺一模一樣，所以說地是個球。希臘人住在多山的群島上，往四周一看，支離破碎，這邊山那邊海。他們那裡還老鬧地震，所以就想出了沙盤鯨魚之說。羅素舉這個例子是要說，人們的見識總要受處境的限制，這種限制既不知不覺，又牢不可破——這是一個極好的說明。

    中國古人對世界的看法是：天圓地方，人在中間，堂堂正正，這是天經地義。誰要對此有懷疑，必是妖孽之類。這是因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則是圓圓的穹隆蓋，睜開眼一看，正是天圓地方。其實這說法有漏洞，隨便哪個木匠都能指出來：一個圓，一個方，斗在一起不合榫。要麼都圓，要麼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記得哪個木匠敢跳出來反對天經地義。其實哪有什麼天經地義，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塊好畫呀。人自己把它畫出來，又把自己陷在裡面了。順便說一句，中國文人老說「三光日月星」，還自以為概括得全面。但隨便哪個北方的愛斯基摩人聽了都不認為這是什麼學問。天上何止有三光？還有一光——北極光！要是倒回幾百年去，你和一個少年氣盛的文人講這些道理，他不僅聽不進，還要到衙門裡去揭發你，說你是個亂黨——其實，想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覺得什麼順眼就信什麼，還要聽得進別人說。當然，這道理只對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適用。 我在美國留學時，認識不少猶太人——教授里有猶太人，同學裡也有猶太人。我和他們處得不壞，但在他們面前總有點不自在。這是因為猶太教說，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換言之，只有他們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進天堂的優先權，別人則大抵都是要下地獄的。我和一位猶太同學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後就會完全

    兩樣：他因為是上帝的選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則未被選中，所以是地獄的後備力量。地獄這個地方我雖沒去過，但從書上看到了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鴨店的廚房相仿。我到了那裡，十之八九會像鴨子一樣，被人吊起來烤——我並不確切知道，只是這樣猜測。本來可以問問猶太同學，但我又不肯問，怕他以為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選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幾句，給我找個在地獄裡燒鍋爐的事干，自己不挨烤，點起火來烤別人——這雖是較好的安排，但我當時年輕氣盛，傲得很，不肯走這種後門。我對猶太同學和老師抱有最赤誠的好感，認為他們既聰明，又勤奮；就是他們節儉的品行也對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個省儉的人。但一想到他們是選民，我不是選民，心裡總有點不對勁。

    我們民族的文化里也有這一類的東西：以天朝大國自居，把外國人叫做「洋鬼子」。這雖是些沒了味的老話，但它的影響還在。我有幾位外國朋友，他們有時用自嘲的口氣說：我是個洋鬼子。這就相當於我對猶太同學說：選民先生，我是只地獄裡的烤鴨。諷刺意味甚濃。我很不喜歡聽到這樣的話——既不願聽到人說別人是鬼子，也不願聽人說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歡聽人說別人是洋鬼子。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差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出於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面。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麼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