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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史學界沒有個年鑑學派，沒有人考證一下歷史上的物質生活，這實在是一種遺憾——布羅代爾對中國物質生活的描述還是不夠詳盡——這件事其實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國人口稠密的地帶，根本就見不到風車、水車，這種東西只在邊遠地方有。我們村裡有盤碾子，原來是用驢子拉的，驢沒了以後改用人來推。驢拉碾時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頭暈。人推時不蒙眼，因為大家覺得這像一頭驢，不好意思。其實人也會暈。我的切身體會是：人只有兩條腿，因為這種令人遺憾的事實，所以暈起來站都站不住。我還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陳永貴大叔在大寨曾和一頭驢子比賽負重，驢子摔倒，永貴大叔贏了。我認為，那頭驢多半是個小毛驢，而非關中大叫驢。後一種驢子體態壯碩，恐非人類所能匹敵——不管是哪一種驢，這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證明了就是不藉手推車，人也比驢強。我認識的一位中學老師曾經用客觀的態度給學生講過這個故事（未加褒貶），結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這最後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國為什麼沒有年鑑學派。假如布羅代爾是中國人，寫了一本有關中國農村物質生活的書，人和驢比賽負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紙黑字寫了出來，「文化革命」這一關他絕過不去。雖然沒有年鑑學派那樣縝密的考證，但我也得出了結論：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這麼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很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如前所述，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糙，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慾」；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米歐與朱麗葉》）

    這篇文章寫到了這裡，到了得出結論的時候了。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因為我們畢竟是些聰明人。雖然中國人是如此的聰明，但是布羅代爾對十七世紀中國的物質生活（包括北京城裡有多少人靠揀破爛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後下結論道：在這一切的背後，「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麼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麼活著就不壞吧。 有位西方的發展學者說：貧窮是一種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說，有些人受窮，是因為他不想富裕。這句話是作為一種驚世駭俗的觀點提出的，但我狹隘的人生經歷卻證明此話大有道理。對於這句話還可以充分地推廣：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追求聰明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追求愚蠢則是另一種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樂，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聰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這種情形常常能把人徹底搞糊塗。

    洛克先生以為，人人都追求快樂，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為基礎，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學大廈。斯賓諾莎也說，人類行為的原動力是自我保存。作為一個非專業的讀者，我認為這是同一類的東西，認為人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這是倫理學的根基。以此為基礎，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大不相同，認為禮高於利，義又高於生，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由此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該從利害的角度來定義崇高，還是另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叫做崇高——舉例來說，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反正我以為前一種想法更對。從前一種想法里產生富裕，從後一種想法里產生貧困；從前一種想法里產生的總是快樂，從後一種想法里產生的總是痛苦。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前一種想法就叫做聰明，後一種想法就叫做愚蠢。筆者在大學裡學的是理科，憑這樣的學問底子，自然難以和專業哲學家理論，但我還是以為，這些話不能不說。

    對於人人都追求快樂這個不言自明的道理羅素卻以為不盡然，他舉受虐狂作為反例。當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極少數。但是受虐卻不是罕見的品行。七十年代，筆者在農村插隊，在學大寨的口號鞭策下，勞動的強度早已超過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極限，但那些工作卻是一點價值也沒有的。對於這些活計，老鄉們概括得最對：沒別的，就是要給人找些罪來受。但隊幹部和積極分子們卻樂此不疲，幹得起碼是不比別人少。學大寨的結果是使大家變得更加貧窮。道理很簡單：人幹了艱苦的工作之後，就變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沒有多長出任何可吃的東西。這個例子說明，人人都有所追求，這個道理是不錯的，但追求的卻可以是任何東西：你總不好說任何東西都是快樂吧。

    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但是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仿佛是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衝動比追求快樂的衝動還要強烈，因為這個原故，在我年輕時，總是個問題青年、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我是這麼理解這件事的：別人希望我變得笨一些。謝天謝地，他們沒有成功。人應該改變自己，變成某種樣子，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有疑問的只是應該變聰明還是變笨。像這樣的問題還能舉出一大堆，比方說，人（尤其是女人）應該更漂亮、更性感一些，還是更難看、讓人倒胃一些；對別人應該更粗暴、更野蠻一些，還是更有禮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經歷過中國的七十年代，就會明白，在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歐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論。人活在世上，趨利趨樂暫且不說，首先是應該避苦避害。這種信念來自我的人生經驗：我年輕時在插隊，南方北方都插過。誰要是有同樣的經歷就會同意，為了謀生，人所面臨的最大任務是必須搬動大量沉重的物質：這些物質有時是水，有時是糞土，有時是建築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在中國南方，解決前述問題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擔。在中國的北方則是一輛小車。我本人以為，這兩個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個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腳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壓迫之下，會給你帶來腰疼病、腿疼病。後一種方案比前種方案強點不多，雖然車輪承擔了重負，但車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話，比挑著還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決這類問題，先有阿基米德，後有牛頓。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這問題解決了。而在我們中國，到現在也沒解決。你或者會以為，西方文明有這麼一點小長處，善於解決這種問題，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問題。、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這兩種想法哪種更對？當然是前者。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見過，東方的生活我也見過。西方人兒女可能會吸毒，婚姻可能會破裂，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干，中午吃兩片白薯干，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擔子，推一天的重車！從孔孟到如今，中國的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在西方人看來，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減少，這是一切的基礎。假設某人做出一份犧牲，可以給自己或他人帶來很多幸福，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這麼說的。孟子不是這麼說，他的崇高另有根基，遠不像洛克的理論那麼能服人。據我所知，孟子遠不是個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還另有說法。他說反對他意見的人（楊朱、墨子）都是禽獸。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義：有種東西，我們說它是崇高，是因為反對它的人都不崇高。這個定義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細想起來，我覺得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混蛋邏輯，還不如直說凡不同意我意見者都是王八蛋為好。總而言之，這種古怪的論證方式時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桿沒撈上來，人也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知青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結論是：國家的一根稻糙落下水也要去追。至於說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糙，人家也沒這麼說。他們只說，算計自己的命值點什麼，這種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說，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現在有種說法，以為民族的和傳統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論據：因為反民族和反傳統的人很不崇高。但這種論點嚇不倒我。

    過去歐洲有個小島，島上是苦役犯服刑之處。犯人每天的工作是從島東面挑起滿滿的一挑水，走過崎嶇的山道，到島西面倒掉。這島的東面是地中海，水從地中海里汲來。西面也是地中海，這擔水還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著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終還要流回東面去。無價值的吃苦和無代價的犧牲大體就是這樣的事。有人會說，這種勞動並非毫無意義，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靈魂；而有些人會立刻表示贊成，這些人就是那些島上的犯人——我聽說這島上的看守手裡拿著鞭子，很會打人。根據我對人性的理解，就是離開了那座島嶼，也有人會保持這種觀點。假如不是這樣，勞動改造就沒有收到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人性就被逆轉了。

    從這個例子來看，要逆轉人性，必須有兩個因素：無價值的勞動和暴力的威脅，兩個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轉之後，他也就糊塗了。費這麼大勁把人搞糊塗有什麼好處，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則不會有這麼個島。細想起來，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里就包含了這種東西。舉個例子來說，朝廷的禮節。見皇上要三磕九叩、揚塵舞蹈，這套把戲耍起來很吃力，而且不會帶來任何收益，顯然是種無代價的勞動。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實的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這兩個因素，這套把戲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腦子搞得很糊塗。回想七十年代，當時學大寨和抓階級鬥爭總是一塊搞的，這樣兩個因素就湊齊了。我下鄉時，和父老鄉親們在一起。我很愛他們，但也不能不說：他們早就被逆轉了。我經歷了這一切，腦子還是不糊塗，還知道一加一等於二，這隻說明一件事：要逆轉人性，還要有第三個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