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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本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對我國的對外關係發了些議論。我糙糙翻了一下，沒怎麼看進去。現在對這本書有些評論，大多認為書的內容有些偏激。還有人肯定這本書，說是它的意義在於老百姓終於可以說外國人，地位因此提高了。 羅素曾說，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兩件事：一、改變物體的位置和形狀，二、支使別人這樣干。這種概括的魅力在於簡單，但未必全面。舉例來說，一位象棋國手知道自己的畢生事業只是改變棋子的位置，肯定會感到憂傷；而知識分子聽人說自己幹的事不過是用墨水和油墨來污損紙張，那就不僅是沮喪，他還會對說這話的人表示反感。我靠寫作為生，對這種概括就不大滿意：我的文章有人看了喜歡，有人看了憤怒，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但話又說回來，喜歡也罷，憤怒也罷，終歸是情緒，是虛無縹渺的東西。我還可以說，寫作的人是文化的締造者，文化的影響直至千秋萬代——可惜現在我說不出這種影響是怎樣的。好在有種東西見效很快，它的力量又沒有人敢於懷疑：知識分子還可以做蠱惑宣傳，這可是種厲害東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里，德國人幹了很多壞事，弄得他們己都不好意思了。有個德國將軍蒂佩爾斯基這樣為自己的民族辯解：德國人民是無罪的，他們受到希特勒、戈培爾之流蠱惑宣傳的左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還有人給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作了一番統計，發現其中每個字都害死了若干人。德國人在二戰中的一切劣跡都要歸罪於希特勒在坐監獄時寫的那本破書——我有點懷疑這樣說是不是很客觀，但我毫不懷疑這種說法里含有一些合理的成份。總而言之，人做一件事有三種辦法，就以希特勒想幹的事為例，首先，他可以自己動手去干，這樣他就是個普通的納粹士兵，為害十分有限；其次，他可以支使別人去干，這樣他只是個納粹軍官；最後，他可以做蠱惑宣傳，把德國人弄得瘋不瘋、傻不傻的，一齊去幹壞事，這樣他就是個納粹思想家了。

    說來也怪，自蘇格拉底以降，多少知識分子拿自己的正派學問教人，都沒人聽，偏偏納粹的異端邪說有人信，這真叫邪了門。羅素、波普這樣的大學問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一些成分發表過意見，精彩歸精彩，還是說不清它力量何在。事有湊巧，我是在一種蠱惑宣傳里長大的（我指的是張春橋、姚文元的蠱惑宣傳），對它有點感性知識，也許我的意見能補大學問家的不足……這樣的感性知識，讀者也是有的。我說得對不對，大家可以評判。

    據我所知，蠱惑宣傳不是真話——否則它就不叫作蠱惑——但它也不是蓄意編造的假話。編出來的東西是很容易識破的。這種宣傳本身半瘋不傻，作這種宣傳的人則是一副借酒撒瘋、假痴不癲的樣子。蕭士塔高維奇在回憶錄里說，舊俄國有種瘋僧，被狂熱的信念左有，信口雌黃，但是人見人怕，他說的話別人也不敢全然不信——就是這種人搞蠱惑宣傳能夠成功。半瘋不傻的話，只有從借酒撤瘋的人嘴裡說出來才有人信。假如我說「寧要社會主義的糙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僅沒人信，老農民還要揍我；非得像江青女士那樣，用更年期高亢的嘯叫聲說出來，或者像姚文元先生那樣，帶著怪誕的傻笑說出來，才會有人信。要搞蠱惑宣傳，必須有種什麼東西蓋著臉（對醉漢來說，這種東西是酒），所以我說這種人是在借酒撤瘋。順便說一句，這種狀態和青年知識分子意氣風發的猖狂之態有點分不清楚。雖然夫子曾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猖乎」，但我總覺得那種狀態不宜提倡。

    其次，蠱惑宣傳必定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納粹的干年帝國之說，肯定有些德國人愛聽；「文革」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說，又能迎合一部分急功近利的人。當然，這種快感肯定是種虛妄的東西，沒有任何現實的基礎，這道理很簡單，要想獲得現實的快樂，總要有物質基礎，嘴說是說不出來的：哪怕你想找個乾淨廁所享受排泄的樂趣，還要付兩毛錢呢，都找宣傳家去要，他肯定拿不出。最簡單的作法是煽動一種仇恨，鼓勵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殘害一些人、比如宣揚狹隘的民族情緒，這可以迎合人們野蠻的劣根性。煽動仇恨、殺戮，乃至滅絕外民族，都不要花費什麼。煽動家們只能用這種方法給大眾提供現實的快樂，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無害的方法，想必他們也會用的。我們應該體諒蠱惑宣傳家，他們也是沒辦法。

    最後，蠱惑宣傳雖是少數狂熱分子的事業，但它能夠得逞，卻是因為正派人士的寬容。群眾被煽動起來之後，有一種驚人的力量。有些還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希望這種力量可以做好事，就寬容它——納粹在德國初起時，有不少德國人對它是抱有幻想的；但等到這種非理性的狂cháo成了氣候，他們後悔也晚了。「文革」初起時，我在學校里，有不少老師還在積極地幫著發動「文革」哩，等皮帶敲到自己腦袋上時，他們連後悔都不敢了。根據我的生活經驗，在中國這個地方，有些人喜歡受益惑宣傳時那種快感；有些人則崇拜蠱惑宣傳的力量；雖然吃夠了蠱惑宣傳的苦頭，但對蠱惑宣傳不生反感；不唯如此，有些人還像癮君子盼毒品一樣，渴望著新的蠱惑宣傳。目前，有些年輕人的抱負似乎就是要炮製一輪新的蠱惑宣傳——難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蠱惑宣傳是種禍國殃民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抱負只能是反對蠱禍宣傳。我別無選擇。 蕭伯納是個愛爾蘭人，有一次，人家約他寫個劇本來弘揚愛爾蘭民族精神，他寫了《英國佬的另一個島》，有個劇中人對愛爾蘭人的生活態度做了如下描述：「一輩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隻豬，結果自己也變成了一塊土，一隻豬……」不知為什麼，我看了這段話，臉上也有點熱辣辣。這方面我也有些話要說，蕭伯納的態度很能壯我的膽。

    1973年，我到山東老家去插隊。有關這個小山村，從小我姥姥已經給我講過很多，她說這是一個四十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全村有一百多條驢。我姥姥還說，驢在當地很有用，因為那裡地勢崎嶇不平，耕地多在山上，所以假如要往地里送點什麼，或者從地里收穫點什麼，驢子都是最重要的幫手。但是我到村里時，發現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村里不是四十戶人，而是一百多戶人，驢子一條都不見了。村里人告訴我說，我姥姥講的是二十年前的老皇曆。這麼多年以來，人一直在不停地生出來，至於驢子，在學大寨之前還有幾條，後來就沒有了。沒有驢子以後，人就擔負起往地里運輸的任務，當然不是用背來馱，而是用小車來推。當地那種獨輪車載重比小毛驢馱得還要多些，這樣人就比驢有了優越性。在所有的任務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糞」——其實那種糞里土的成分很大——一車糞大概有三百斤到四百斤的樣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這就是說，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東西送到80層樓上，而且早上天剛亮到吃早飯之前要往返十趟。說實在話，我對這任務的艱巨性估計不足。我以為自己長得人高馬大，在此之前又插過三年隊，別人能幹的事，我也該能幹，結果才推了幾趟，我就滿嘴是膽汁的味道。推了兩天，我從城裡帶來的兩雙布鞋的後跟都被豁開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總在一刻不停的震顫之中。後來我只好很丟臉地接受了一點照顧，和一些身體不好的人一道在平地上幹活。好在當地人沒有因此看不起我，他們還說，像我這樣初來乍到的人，能把這種工作堅持到三天之上，實在是不容易。就連他們這些干慣了的人都覺得這種工作太過辛苦,能夠歇上一兩天，都覺得是莫大的幸福。

    時隔二十年，我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遍，得到的一個結論是這樣的：用人來取代驢子往地里送糞，其實很不上算。因為不管人也好，驢也罷，送糞所做的功都是一樣多，我們（人和驢）都需要能量補充，人必須要吃糧食，而驢子可以吃糙；糙和糧食的價值大不相同。事實上，一個人在干推糞這種活和干別的活時相比，食量將有一個很可觀的增長，這就導致了糧食不夠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經糧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賣到兩毛錢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糙（可以苫房頂）是三分錢一斤，一般做飼料的糙頂多值兩分錢。我不認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後，可以和吃了十斤干糙的驢比賽負重，而且白薯干還異常難吃，噎人，難消化，容易導致胃潰瘍；而驢在吃糙時肯定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在此必須強調指出，此種白薯干是生著切片晾的，假設是煮熟了晾出的那種甜甜的東西，就絕不止兩毛錢一斤。有關白薯乾的情況，還可以補充幾句，它一進到了食道里就會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發糕還是麵條，只要不用大量的糧食來沖淡，都有同樣的效果。因此我曾設想改進一下進食的方式，拿著大頂來吃飯，這樣它往上一蹦就正好進到胃裡，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沒有試驗過，我怕被別人看到後難以解釋。白薯干原來是豬的口糧，這種可憐的動物後來就改吃人屙的屎。據我在廁所兼豬圈裡的觀察。它們一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現出憤怒之狀，這曾使我在出恭時良心大感痛苦——這個話題就說到這裡為止。由此可見，我姥姥在村里時，四十戶人家、一百多條驢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當然，我在村里時，一百多戶人家沒有驢，也符合經濟規律。前者符合省錢的規律，後者符合就業的規律。只有「一百戶人家加一百條驢」不符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那麼多的事可做。於是，驢子就消失了。有關這件事，可以舉出一件恰當的反例：在英國產業革命前夕，有過一次圈地運動，英國農民認為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則是人吃驢，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吃。村里人說，有一陣子老是吃驢肉，但我去晚了沒趕上，只趕上了吃白薯干。當然，在這場人和驢的生存競爭中，我當時堅定地站在人這一方，認為人有吃掉驢子的權利。

    最近我讀到布羅代爾先生的《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才發現這種生存競爭不光是在我老家存在，也不限於在人和驢之間，更不限於本世紀七十年代，它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歷史事實。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發現，與西歐相比，中國的役畜非常少，對水力和風力的利用也不充分。這就是說，此種生存競爭不光在人畜之間存在，還存在於人與浩浩蕩蕩的自然力之間。這次我就不能再站在人的立場上反對水和風了，因為這種對手過於低級，勝之不武。而且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里，大概是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里，只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在內；故而就認為，只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麼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面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