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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所知，哲人王對人類的打算都在倫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質生活方面替我們打算周到，我倒會更喜歡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會被稱為哲人王，而會被稱為科學狂人。實際上，自從有了真正的科學，科學家表現得非常本分。這主要是因為科學就是教人本分的學問，所以根本就沒出過這種狂人。至於中國的傳統學術，我就不敢這麼說。起碼我聽到過一種說法，叫做「學而優則仕」，當然，若說學了它就會打量人，可能有點過分；但一聽說它又出現了新的變種，我就有點緊張。國學主張學以致用，用在誰身上，可以不問自明——當然，這又是題外之語。

    至於題內之語，還是我們為什麼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來，此君的可怕之處首先在於他的宏偉志向：人家考慮的問題是人類的未來，而我們只是人類的幾十億分之一，幾乎可以說是不存在。《水滸傳》的牢頭禁子常對管下人犯說：你這廝只是俺手上的一個行貨……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難免有種行貨感。順便說一句，有些話只有哲人才能說得出來，比如尼采說：到女人那裡去不要忘了帶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說上一句：我們招誰惹誰了。至於這類瘋話氣派很大，我倒是承認的。總的來說，哲人王藐視人類，比牢頭禁子有過之無不及。主張信任哲人王的人會說：只有藐視人類的人才能給人類帶來更大利益。我又要說：只有這種人才能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禍害。從常理來說，倘若有人把你當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們？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處，在於他的學問。在現代社會裡，人人都有不懂的學問，科學上的結論不足以使人恐懼，因為這種結論是有證據和推導過程的，對於有理性的人，這些說法是你遲早會同意的那一種。而哲學上的結論就大不相同，有的結論你抵死也不會同意，因為既沒有證據也沒有推導，哲人王本人就是證明，而結論本身又往往非常的嚴重。舉例來說，尼采先生的結論對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嚴重；就這句話而論，我倒希望他能活過來，說一句「我是開個玩笑」，然後再死掉。當然，我也盼著中國古代的聖人活過來，把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的話收回一些。

    我說哲人王的學問可怕，絲毫也不意味著對哲學的不敬。哲學不獨有趣，還足以啟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農兵學哲學時說：哲學就是聰明學，我以為並不過分。若以為哲學裡種種結論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盡然。下鄉時常聽老鄉抱怨說：學了聰明學反而更笨，連地都不會種了。至於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學，我認為它可以使王者更聰明，老百姓更笨。羅素是個哲學家，他說：真正的倫理準則把人人同等看待。很顯然，他的哲學不能使人成王。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像這樣的哲學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孔丘先生被封為大成至聖先師，子子孫孫都是衍聖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個哲人王。

    時值今日，還有人盼著出個哲人王，給他設計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樂於做哲人王，只可惜這些現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麼好東西，人民聖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對權勢的愛好可以使人誤入歧途，服從權勢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誤入歧途。至於我自己，總覺得生活的準則。倫理的基礎，都該是些可以自明的東西。假如有未明之處，我也盼望學者賢明的意見，只是這些學者應該像科學上的前輩那樣以理服人，或者像蘇格拉底那樣，和我們進行平等的對話。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樣講出些晦澀、偏執的怪理，或者指天劃地、口沫飛濺地做出若干武斷的規定，那還不如讓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麼說，我不想把自己的未來交給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現在有一種「中華文明將拯救世界」的說法正在一些文化人中悄然興起，這使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豪言壯語：我們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進而解放全人類。對於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說說而已，我倒有過實踐這種豪言壯語的機會。七零年，我在雲南插隊，離邊境只有一步之遙，對面就是緬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過去參加緬共游擊隊。有不少同學已經過去了——我有個同班的女同學就過去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刺激——我也考慮自己要不要過去。過去以後可以解放緬甸的受苦人，然後再去解放三分之二的其他部分；但我又覺得這件事有點不對頭。有一夜，我抽了半條春城牌香菸，來考慮要不要過去，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不能去。理由是：我不認識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們在受何種苦，所以就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並沒有要求我去解放，這樣貿然過去，未免自作多情。這樣一來，我的理智就戰勝了我的感情，沒幹這件傻事。

    對我年輕時的品行，我的小學老師有句評價：蔫壞。這個壞字我是不承認的，但是「蔫」卻是無可否認。我在課堂上從來一言不發，要是提問我，我就翻一陣白眼。像我這樣的蔫人都有如此強烈的救世情結，別人就更不必說了。有一些同學到內蒙古去插隊，一心要把階級鬥爭蓋子揭開，解放當地在「內人黨」迫害下的人民，搞得老百姓雞犬不寧。其結果正如我一位同學說的：我們「非常招人恨」。至於到緬甸打仗的女同學，她最不願提起這件事，一說到緬甸，她就說：不說這個好嗎？看來她在緬甸也沒解放了誰。看來，不切實際的救世情結對別人毫無益處，但對自己還有點用——有消愁解悶之用。「文化革命」里流傳著一首紅衛兵詩歌《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寫兩個紅衛兵為了解放全世界，打到了美國，「戰友」為了掩護「我」，犧牲在「白宮華麗的台階上」。這當然是瞎浪漫，不能當真：這樣隨便去攻打人家的總統官邸，勢必要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解放的欲望可以分兩種，一種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聖雄甘地、我國的革命先烈，他們是真正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鬥爭。還有一種假解放，主要是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對於瞎浪漫，我還能提供一個例子，是我十三歲時的事。當時我墮入了一陣哲學的思辨之中，開始考慮整個宇宙的前途，以及人生的意義，所以就變得本木痴痴；雖然功課還好，但這樣子很不討人喜歡。老師見我這樣子，就批評我；見我又不像在聽，就掐我幾把。這位老師是女的，二十多歲，長得又漂亮，是我單戀的對象，但她又的確掐疼了我。這就使我陷入了愛恨交集之中，於是我就常做種古怪的白日夢，一會兒想像她掉進水裡，被我救了出來；一會兒想像她掉到火里，又被我救了出來。我想這夢的前一半說明我恨她，後一半說明我愛她。我想老師還能原諒我的不敬：無論在哪個夢裡，她都沒被水嗆了肺，也沒被火烤糊，被我及時地搶救出來了——但我老師本人一定不樂意落入這些危險的境界。為了這種白日夢，我又被她多掐了很多下。我想這是應該的：瞎浪漫的解救，是一種意yín。學生對老師動這種念頭，就該掐。針對個人的意yín雖然不雅，但像一回事。針對全世界的意yín，就不知讓人說什麼好了。

    中國的儒士從來就以解天下於倒懸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還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說，整個世界都要靠中國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現在又有人舊話重提。這話和紅衛兵的想法其實很相通。只是紅衛兵只想動武，所以浪漫起來就衝到白宮門前，讀書人有文化，就想到將來全世界變得無序，要靠中華文化來重建全球新秩序。誠然，這世界是有某種可能變得無序——它還有可能被某個小行星撞了呢——然後要靠東方文化來拯救。哪一種可能都是存在的，但是你總想讓別人倒霉幹啥？無非是要滿足你的救世情結嘛。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懸」中，你去解救，是好樣的；現在還是正著的，非要在想像中把人家倒掛起來，以便解救之，這就是意yín。我不尊重這種想法。我只尊敬像已故的陳景潤前輩那樣的人。陳前輩只以解開哥德巴赫猜想為己任，雖然沒有最後解決這個問題，但好歹做成了一些事。我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寫些好的小說，這件事我一直在做。李敖先生罵國民黨，說他們手yín台灣，意yín大陸，這話我想借用一下，不管這件事我做成做不成，總比終日手yín中華文化，意yín全世界好得多吧。 小時候，每當得到了一樣只能由一人享受的好東西而我們是兩個人時，就要做個小遊戲來決定誰是幸運者。如你所知，這種把戲叫作「石頭、剪子、布」，這三種東西循環相剋，你出其中某一樣，正好被別人克住，就失敗了。這種遊戲有個古老的名稱，叫作「百姓、洋人、官」，我相信這名稱是清末民初流傳下來的，當時洋人怕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又怕洋人。《官場現形記》寫到了不少實例：中國的老百姓人多，和洋人起了爭執，就蜂擁而上，先把他臭揍一頓——洋人怕老百姓，是怕吃眼前虧。洋人到了衙門裡，開口閉口就是要請本國大使和你們皇上說話，中國的官怕得要死——不但怕洋人，連與洋人有來往的中國人都怕，這種中國人多數是信教的，你到了衙門裡，只要說一句「小的是在教的」，官老爺就不敢把你當中國百姓看待，而是要當洋人來巴結。書里有個故事，說一位官老爺聽說某人「在教」，就去巴結，拿了豬頭三牲到人家的廟裡上供，結果被打得稀爛攆了出來——原來是搞錯了，人家在的不是洋人的天主教，而是清真古教。

    小說難免有些誇張，但當時有這種現象，倒是無可懷疑。現在完全不同了。洋人在中國，只要不做壞事，就不用怕老百姓。我住的小區里立有一塊牌子，寫有文明公約，其中有一條，提醒我見了外國人，要「不卑不亢，以禮相待」，人家沒有理由怕我。至於我國政府，根本就不怕洋人。在對外交涉中，就是做了些讓步，也是合乎道理的。就說保護智慧財產權罷，盜版軟體、盜版VCD，那是偷人家外國的東西；再說市場准入罷，人家外國的市場准你入，你的市場不准人家入，這生意是沒法做的。如果說打擊國內的盜版商、開放市場就是怕了洋人，肯定是惡意的中傷。還有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的「不出頭」政策，這也合乎道理，要出頭就要把大票的銀子白白交給別人去花，我們捨不得，跟怕洋人沒有關係。在這個方面，我完全贊成政府，尤其這最後一條。

    既然情況發生了變化，我再說這些似乎是無的放矢——但我的故事還沒講完呢。無論石頭、剪子、布，還是百姓、洋人、官，都是循環相剋的遊戲。這種古老的遊戲還有一個環節是老百姓怕官。這種情況現在應該沒有了——現在不是封建社會了，老百姓不該怕官。政府機關也要講道理、依法辦事，你對政府部門有什麼意見，既可以反映上去，又可以到檢察機關去告——理論上是這樣的。但中國是個官本位國家，老百姓見了官，腿肚子就會篩起糠來，底氣不足，有民主權利，也不敢享受。對於絕大多數平頭百姓來說，情況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