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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家海森堡給上帝帶去的那兩道難題是相對論和湍流。他還以為後一道題太難，連上帝都不會。我也有一個問題，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麼是智慧。假如這個問題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範圍之外。當然，不是上帝的人對此倒有些答案，但我總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蘇格拉底的話：我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羅素先生說，雖然有科學上的種種成就，但我們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對無限廣闊的未知，簡直可以說是無知的。與羅素的注釋相比，我更喜歡蘇格拉底的那句原話：這句話說得更加徹底。他還有些妙論我更加喜歡：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這對某種傾向是一種解毒劑。

    如果說我們都一無所知，中國的讀書人對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麼了。後世的人則以為，天已經生了仲尼，萬古不常如夜了。再後來的人則以為，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世界上早沒有了未解決的問題。總的來說，中國人總要以為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夠的、聰明得夠夠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為，因為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追求智慧者的畈依——換言之，我們不僅足夠聰明，還可以擔任聯合國救濟署的角色，把聰明分給別人一些。我當然不會反對說：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一種如此聰明的人，除了教育別人，簡直就無事可干。

    馬克·吐溫在世時有一次遇到了一個人，自稱能讓每個死人的靈魂附上自己的身體。他決定通過這個人來問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問道：你在那裡？死表哥通過活著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當然，馬克·吐溫很為表哥高興。但問下去就不高興了——你現在喝什麼酒？靈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問抽什麼煙？回答是不抽菸。再問幹什麼？答案是什麼都不干，只是談論我們在人間的朋友，希望他們到這裡來和我們相會。這個處境和我們有點相像，我們這些人現在就無事可干，只能靜待外國物質文明破產，來投靠我們的東方智慧。這話梁任公一九二零年就說過，現在還有人說。洋鬼子在物質堆里受苦，我們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樂，正在天堂里的人閒著沒事拿人間的朋友磕磕牙，我們也有了機會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說實在的，等人來這點事還是洋鬼子給我們找的。要不是達·加馬找到好望角繞了過來，我們還真閒著沒事幹。從漢代到近代，全中國那麼多聰明人，可不都在閒著：人文學科弄完了，自然科學沒得弄。馬克·吐溫的下一個問題，我國的一些人文學者就不一定愛聽了：等你在人間的朋友們都死掉，來到了你那裡，再談點什麼？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棄了物質文明，投奔了我們，此後再干點什麼？難道重操舊業，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點考據、訓詁什麼的。過去的讀書人有這些就夠了，而現在的年輕人未必受得了。把擁有這種超級智慧比作上天堂，馬克·吐溫的最後一個問題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麼方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獄，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獄毒火的煎熬，也比閒了沒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寧可作個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為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肯作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這種無所事事的煎熬！

    我有位阿姨，生了個傻女兒，比我大幾歲，不知從幾歲開始學會了fèng扣子。她大概還學過些別的，但沒有學會。總而言之，這是她唯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時，每隔三到五分鐘，這傻丫頭都要對我狂嚎一聲：「我會fèng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讓我向她學fèng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會fèng扣子；其二，我怕她扎著我。她這樣愛我，讓人感動。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難聞。

    我在美國留學時，認得一位青年，叫作戴維。我看他人還不錯，就給他講解中華文化的真諦，什麼忠孝、仁義之類。他聽了居然不感動，還說：「我們也愛國。我們也尊敬老年人。這有什麼？我們都知道！」我聽了不由得動了肝火，真想撲上去咬他。之所以沒有咬，是因為想起了傻大姐，自覺得該和她有點區別，所以悻悻然地走開，心裡想道：媽的！你知道這些，還不是從我們這裡知道的。禮義廉恥，洋人所知沒有我們精深，但也沒有兒jian母、子食父，滿地拉屎。東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邊都有，之所以沒有投入全身心來研究，主要是因為人家還有些別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學會了一點西洋學術，比如說，幾何學，一定會跳起來大叫道：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東西就是幾何學！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確沒有那種禽獸會幾何學。那時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學幾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學，她定要說我是禽獸之類，並且責之以大義。至於我是不是會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她能學會這東西，而是說她只要會了任何一點東西，都會當作超級智慧，相比之下那東西是什麼倒無所謂。由這件事我想到超級知識的本質。這種東西羅素和蘇格拉底都學不會，我學起來也難。任何知識本身，即使繁難，也可以學會。難就難在讓它變成超級，從中得到大歡喜、大歡樂；無限的自滿、自足、手而舞之足而蹈之的那種品行。這種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較少。至於羅素、蘇格拉底兩位先生，他們身上一點都沒有。

    傻大姐是個知識的放大器，學點東西極苦，學成以後極樂。某些國人對待國學的態度與傻大姐相近。說實在的，他們把它放得夠大了。拉封丹寓言裡，有一則《大山臨盆》，內容如下：大山臨盆，天為之崩，地為之裂。日月星晨，為之無光。房倒屋坍，煙塵滾滾，天下生靈，死傷無數……最後生下一隻耗子。中國的人文學者弄點學問，就如大山臨盆一樣壯烈。當然，我說的不止現在，而且有過去，還有未來。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對它品頭論足一樣，羅素沒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對自己所治之學的狂熱感情視做學問本身乃是一種常見的毛病，不獨中國人犯，外國人也要犯。羅素說：人可能認為自己有無窮的財源，而且這種想法可以讓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羅素真是不懂。－－王注）滿足。有人確實有這種想法，但銀行經理和法院一般不會同意他們。銀行里有帳目，想騙也騙不成；至於在法院裡，我認為最好別吹牛，搞不好要進去的。遠離這兩個危險的場所，躲在人文學科的領域之內，享受自滿自足的大快樂，在目前還是可以的；不過要有人養。在自然科學裡要這麼做就不行：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發明永動機，但誰也不能因此發財。順便說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現在已經五十歲了，還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養活著。 羅素先生評價柏拉圖的《理想國》時說，這篇作品有一個藍本，是斯巴達和它的立法者萊庫格斯。我以為，對於柏拉圖來說，這是一道絕命殺手。假如《理想國》沒有藍本，起碼柏拉圖的想像力值得佩服。現在我們只好去佩服萊庫格斯，但他是個傳說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問。由此所得的結論是：《理想國》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當然，到底羅素先生有沒有這樣陰毒，還可以存疑。羅素又說，無數青年讀了這類著作，燃燒起雄心，要做一個萊庫格斯或者哲人王。只可惜，對權勢的愛好，使人一再誤入歧途。順便說一句，在理想國里，是由哲學家來治國的。倘若是巫師來治國，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師王了。我很喜歡這個論點。我哥哥有一位同學，他在「文化革命」里讀了幾本哲學書，就穿上了一件藍布大褂，手裡掂著紅藍鉛筆，在屋裡踱來踱去，看著牆上一幅世界地圖，考慮起世界革命的戰略問題了。這位兄長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顯然，他是誤入歧途了，因為沒聽說有哪個中國人做了全世界的哲人王。

    自柏拉圖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碼也有不少西方知識分子想當萊庫格斯。這就是說，想要設計一整套制度、價值觀、生活方式，讓大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設計，大概要算摩爾爵士的《烏托邦》。羅素先生對《烏托邦》的評價也很低，主要是討厭那些繁瑣的規定。羅素以為參差多態是幸福的本源，把什麼都規定了就無幸福可言。作為經歷了某種「烏托邦」的人，我認為這個罪狀太過輕微。因為在烏托邦內，對什麼是幸福都有規定，比如：「以苦為樂，以苦為榮」，「寧要社會主義的糙，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之類。在烏托邦里，很難找到感覺自己不幸福的人，大夥只是傻愣愣的，感覺不大自在。以我個人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說出羅素先生那樣充滿了智慧的話語，那我對自己的智力狀況就很滿意，不再抱怨什麼。實際上，我除了活著怪沒勁之外，什麼都說不出來。

    本文的主旨不是勸人不要做萊庫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這是個興趣問題，勸也是沒有用的。有些人喜歡這種角色，比如說，我哥哥的那位同學；有人不喜歡這種角色，比如說，我。這是兩種不同的人。這兩類人湊在一起時，就會起一種很特別的分歧。據說，人脖子上有一道紋路，舊時劊子手砍人，就從這裡下刀，可以乾淨利索地切下腦袋。出於職業習慣，劊子手遇到不認識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紋，想像這個活怎麼來做；而被打量的人總是覺得不舒服。我認為，對於敬業的劊子手，提倡出門時戴個墨鏡是恰當的，但這已是題外之語。想像幾個劊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雖然是很有趣的圖景，但不大可能發生，因為謝天謝地，幹這行的人絕不會有這麼多。我想用劊子手比喻喜歡、並且想當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歡而且反對哲人王的人。這個例子雖然有點不合適，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寫小說的，我的風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覺得舉這個例子很不恰當。舉這個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對哲人王深惡痛絕，而是想說明一下「被打量著」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眾所周知，哲人王降臨人世，是要帶來一套新的價值觀、倫理準則和生活方式。假如他來了的話，我就沒有理由想像自己可以置身於事外。這就意味著我要發生一種脫胎換骨的變化，而要變成個什麼，自己卻一無所知。如果說還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這個。因為這個原故，知道有人想當哲人王，我就覺得自己被打量著。

    我知道，這哲人王也不是誰想當就能當，他必須是品格高潔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在此我舉中國古代的哲人王為例——這只是為了舉例方便，毫無影she之意——孔子是聖人，也很有學問。夏禮、周禮他老人家都能言之。但假如他來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說：甭管您會什麼禮，千萬別來打量我。再舉孟子為例，他老人家善養浩然之氣，顯然是品行高潔，但我也要抱怨道：您養正氣是您的事，打量我幹什麼？這兩位老人家的學養再好，總不能構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別是，假如學養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話，我對這種學養的性質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說，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後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為本人不姓朱，還可以免於被齊，被治和被平總是免不了的。假如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認識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樂意不樂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樣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會被修理成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