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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因慕李太白為人，自起名為李赤——我雖沒見過他，但能想像出他的樣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幾個朋友出城郊遊。走到一處野外的飯館，朋友們決定在此吃午飯。大家入席以後，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來，大家也沒理會。忽聽外面一聲暴喊，大家循聲趕去，找到了廁所里。只見李赤先生頭在下，腳在上，倒插在糞桶里。這景象夠嚇人的。幸虧有位上廁所的先生撞見了，驚叫了一聲，遲了不堪設想……大夥趕緊把他拔出來，打來清水猛衝了幾桶。還好，李赤先生還有氣，冷水一激又緩了過來。別人覺得有個惡棍躲在廁所里搞鬼，把李赤攔腰抱起，栽進了糞桶里，急著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說，是自己掉進去的。於是眾人大笑，說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讓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卻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隊員，向前跳水的動作也不是非常熟練，怎麼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糞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赤的故事古書里提到了多次，《唐文粹》里有柳宗元的《李赤傳》，《酉陽雜》里好像也有，都提到了李先生跳糞桶或跳茅坑，但都無法解釋他為什麼要跳。我忽然發現，這件事我能解釋：

    有些人秉性特殊，尋常生活不能讓他們滿足。他們需要某種極端體驗：喜歡被人捆綁起來，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這不礙我們的事。其中還有些人想要golden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頭上澆。這才是真正驚世駭俗的嗜好。據說在紐約和加州某些俱樂部里，有人在口袋裡放塊黃手絹，露出半截來，就表明自己有這種嗜好。我覺得李赤先生就有這種嗜好，只是他不是讓別人往頭上澆，而是自己要往裡跳。這種事解釋得太詳細了難免噁心，我們只要明白極端體驗是個什麼意思就夠了。

    現在是太平年月，大約在三十年前吧，整個中國亂鬨鬨的，有些人生活在極端體驗里。這些人里有幾位我認識，有些是學校里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大院裡的叔叔、阿姨。他們都不喜歡這種橫加在頭上的極端體驗，就自殺了：跳樓的跳樓，上吊的上吊，用這種方法來解脫苦難。也許有些當年鬧事的人覺得這些事還滿有意思的，但我勸他們替死者家屬想想。死者已矣，留給親友的卻是無邊的黑夜……

    然後我就去插隊，走南闖北，這種事情見得很多。比方說，在村里開會，支書總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講幾句話，就叫他們起來「撅」著。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歲數還小。原來農村的規矩是地富的子女還叫地富，就那么小一個村子，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撅在大夥面前，頭在下腚在上，把臉都丟光，這也是種極端體驗罷。當然，現在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員了。做出這項決定的人雖已不在人世了，但大家都會懷念他的——總而言之，那是一個極端體驗的年代；雖然很驚險、很刺激，但我一點都不喜歡。不喜歡自己體驗，也不喜歡看到別人體驗。現在有些青年學人，人已經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學位和綠卡，又提起那個年代的種種好處來，借某個村莊的經驗說事兒，老調重彈：想要大家再去早請示、晚匯報、學老三篇，還煞有介事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育新人的經驗。聽了這些話，我滿脊樑亂起雞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飽了比餓著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糞桶外比跳進去好。但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比方說，李赤先生。大家宴飲已畢，回城裡去，走到半路，發現他不見了。趕緊回去找，發現他又倒栽進了糞桶里。這回和上回不同，拖出來一看，他已經沒氣了。李赤先生的極端體驗就到此結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這可是太極端了，沒什麼普遍意義。我覺得人不該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知，這是庸人之見，和李赤先生的見解不同——李赤先生死後面帶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哄哄的。

    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和臭屎的區別還要大。近二十年來，我們過著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點新鮮空氣，沒理由再把我們栽進臭屎里。我是中國的國民，我對這個國家的希望就是：希望這裡永遠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學人怎麼說我們庸俗，喪失了左派的銳氣，我這個見解終不肯改。現在能太太平平，看幾本書，寫點小文章，我就很滿意了。我可不想早請示、晚匯報，像文化革命里那樣窮折騰。至於海外那幾位學人，我猜他們也不是真喜歡文化革命——他們喜歡的只是那時極端體驗的氣氛。他們可不想在美國弄出這種氣氛，那邊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只想把中國搞得七顛八倒，以便放暑假時可以過來體驗一番，然後再回美國去，教美國書、掙美國錢。這主意不壞，但我們不答應：我們沒有極端體驗的癮，別來折騰我們。真正有這種癮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樣，自己一頭扎向屎坑。 我看過一些荒唐的書，因為這些書，我喪失了天真。在英文裡，喪失天真（LOSEINNOCENT）兼有變得jian猾的意思，我就是這麼一種情形。我的天真丟在了匹茲堡大學的圖書館裡。我在那裡借了一本書，叫作「一個洋鬼子在中國的快樂經歷」，裡面寫了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遊歷。從表面上看，該洋鬼子是華夏文化的狂熱愛好者，清朝末年，他從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國人的模樣，就喜歡得發狂。別人喜歡我們，這會使我感到高興，但他卻當別論，這傢伙是個SADIST，還是個BISEXUAL。用中國話來說，是個雙性戀的性虐待狂。被這種人喜歡上是沒法高興的，除非你正好是個受虐狂。

    我和大多數人一樣，有著正常的性取向。咱們這些人見到滿大街都是漂亮的異性，就會感到振奮。作為一個男人，我很希望到處都是美麗的姑娘，讓我一飽眼福－女人的想法就不同，她希望到處都是漂亮小伙子。這些願望都屬正常。古書上說，海上有逐臭之夫。這位逐臭之夫喜歡聞狐臭。他希望每個人都長兩個臭腋窩，而且都是熏死狐狸，騷死黃鼠狼的那一種，這種願望很難叫作正常，除非你以為戴防毒面具是種正常的模樣。而那個虐待狂洋鬼子，他的理想是到處都是受虐狂，這種理想肯定不能叫作正常。很不幸的是，在中國他實現了理想。他說他看到的中國男人都是那麼唯唯諾諾，頭頂剃得半禿不禿，還留了豬尾巴式的小辮子，這真真好看死了。女人則把腳纏得尖尖的，要別人攙著才能走路，走起來那種嬌羞無力的苦樣，他看了也要發狂……

    從表面看來，此洋鬼對華夏文化的態度和已故的辜鴻銘老先生的論點很相似－辜老先生既贊成婦女纏足，也贊成男人留辮子。有人說，辜先生是文化怪傑，我同意這個「怪」字，但怪不一定是好意思。以尋常人的角度來看，SADIST就很怪。好在他們並不侵犯別人，只是偷偷尋找性伴侶。有時還真給他們找到了，因為另有一種MASOCHIST（受虐狂），和他們一拍即合。結成了對子，他們就找個僻靜地方去玩他們的性遊戲，這種地點叫作「密室」－主要是舉行一些儀式，享受那種氣氛，並不當真動手，這就是西方社會裡的S／M故事。但也有些SADIST一時找不著伴兒，我說到的這個就是。他一路找到中國來了。據他說，有些西洋男人在密室里，給自己帶上狗戴的項圈，遠沒有剃個陰陽頭，留條豬尾巴好看。他還沒見過哪個西洋女人肯於把腳裹成豬蹄子。他最喜歡看這些樣子，覺得最為性感－所以他是性變態。至於辜鴻銘先生有什麼毛病，我就說不清了。

    那個洋鬼子見到中國人給人磕頭，心裡興奮得難以自制：真沒法想像有這麼性感的姿式——雙膝下跪！以頭搶地！！口中還說著一些馴服的話語！！！他以為受跪拜者的心裡一定欲仙欲死。聽說臣子見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禮，他馬上做起了皇帝夢：每天作那麼快樂的性遊戲，死了都值！總而言之，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他看來，都是妙不可言的性遊戲和性儀式，只可惜他是個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在那本書里，還特別提到了中國的司法制度。老爺坐在堂上，端然不動，罪人跪在堂下，哀哀地哭述，這情景簡直讓他神魂漂蕩。老爺扔下一根簽，就有人把罪人按翻，扒出屁股來，揮板子就打。這個洋鬼子看了幾次，感到心癢難熬，簡直想撲上去把官老爺擠掉，自己坐那位子上。終於他花了幾百兩銀子，買動了一個小衙門，坐了一回堂，讓一個jì女扮作女犯打了一頓，他的變態性慾因此得到了滿足，滿意而去。在那本書里還有一張照片，是那鬼子扮成官老爺和衙役們的留影。這倒沒什麼說的，中國古代過堂的方式，確實是一種變態的儀式。不好的是真打屁股，不是假打，並不象他以為的那麼好玩。所以，這種變態比S／M還糟。

    我知道有些讀者會說，那洋鬼子自己不是個好東西，所以把我們的文化看歪了。這話安慰不了我，因為我已經喪失了天真。坦白地說罷，在洋鬼子的S／M密室里有什麼，我們這裡就有什麼，這種一一對應的關係，恐怕不能說是偶合。在密室里，有些MASOCHIST把自己叫作奴才，把SADIST叫作主人。中國人有把自己叫賤人，奴婢的，有把對方叫老爺的，意思差不多。有些M在密室里說自己是條蟲子，稱對方是太陽－中國人不說蟲子，但有說自己是磚頭和螺絲釘的。這似乎說明，我們這裡整個是一座密室。光形似說明不了什麼，還要神似。辜鴻銘先生說：華夏文化的精神，在於一種良民宗教，在於每個婦人都無私絕對地忠誠其丈夫，忠誠的含義包括幫他納妾；每個男人都無私地絕對地忠於其君主，國王或皇帝，無私的含義包括奉獻出自己的屁股。每個M在密室里大概也是這樣忠於自己的S，這是一種無限雌服，無限諂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後，不准納妾也不准打屁股，但這種精神還在，終於在「文革」里達到了頂峰。在五四時期，辜先生被人叫作老怪物，現在卻被捧為學貫中西的文化怪傑，重印他的書。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也許，是為了讓虐待狂的洋鬼子再來喜歡我們？ 我現在四十多歲了，師長還健在，所以依然是晚生。當年讀研究生時，老師對我說，你國學底子不行，我就發了一回憤，從《四書》到二程、朱子亂看了一通。我讀書是從小說讀起，然後讀四書；做人是從知青做起，然後做學生。這樣的次序想來是有問題。雖然如此，看古書時還是有一些古怪的感慨，值得敝帚自珍。讀完了《論語》閉目細思，覺得孔子經常一本正經地說些大實話，是個挺可愛的老天真。自己那幾個學生老掛在嘴上，說這個能幹啥，那個能幹啥，像老太太數落孫子一樣，很親切。老先生有時候也鬼頭鬼腦，那就是「子見南子」那一回。出來以後就大呼小叫，一口咬定自己沒「犯色」。總的來說，我喜歡他，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裡念書，因為那兒有一種「匹克威克俱樂部」的氣氛。至於他的見解，也就一般，沒有什麼特別讓人佩服的地方。至於他特別強調的禮，我以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些儀式差不多，什麼早請示晚匯報，我都經歷過，沒什麼大意思。對於幼稚的人也許必不可少，但對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種負擔。不過，我上孔老夫子的學，就是奔那種氣氛而去，不想在那裡長什麼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