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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召積極行動的結論雖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說，一篇文章還沒有讀，結論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認為，目前文化界存在著一種「道德保守主義」，其表現之一就是多數文章都會得到這種結論。

    在道德這個論域，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場，就不會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舉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觀點，就會認為，全社會沒有了再醮的寡婦，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裡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應該馬上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假設你是「五四」之後的文化人，就會認為這種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問題的，也就不急於朝那個方面努力。這個例子想要說明的是，當你急於提高全社會道德水平時，也許已經忽略了社會倫理方面發生的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受到了別的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因為我們國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變，這種變革也正在發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個最複雜的問題；而當我們這樣提出問題時，也就喪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前年夏天，我到外地開一個會——在此聲明，我很少去開會，這個會議的伙食標準也不高——看到一位男會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用龍飛鳳舞的筆跡寫著一串英文：OK，Let’spee!總的來說，這個口號讓人振奮，因為它帶有積極、振奮的語調，這正是我們都想聽到的。但是這個pee是什麼意思不大明白，我覺得這個字念起來不大對頭。回來一查，果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覺得這話不那麼激動人心了。眾所周知，我們已過了要人催尿的年齡，在小便這件事上無須別人的鼓勵。

    我提到這件事，不是要討論如何小便的問題，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幹什麼，然後再決定是不是需要積極和振奮。

    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當然，有些人在這類事情上一向以為，無論乾的是什麼，積極和振奮總是好的。假如倒回幾年，到了「文化革命」里，連我也是這樣的人。當年我堅信，一切方向問題都已解決，只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所以在回憶年輕時代的所作所為之時，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時間我一直積極而振奮，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傷心。

    我個人認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價值取向，二是在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顯然，第一個方面是根本。倘若取向都變了，成就也就說不上，而且還會適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會的道德水準就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弄清哪一種價值取向比較可取；二、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來推進它。坦白地說，我只關心第一個問題。換言之，我最關心pee是要幹什麼，在搞明白它是什麼意思之前，對OK，Let’s中包含的強烈語氣無動於衷。我知道自己是個挺極端的例子；另一種極端的例子是對幹什麼毫不關心，只關心積極進取，狂熱推動。我覺得自己所處的這個極端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並為處於另一極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們湊巧持一種有益無害的價值取向，行為就會很好；假如不那麼湊巧，就要成為一種很大的禍害。因為這個原故，他們的一生是否能於社會有益、於人類有益，就不再取決於自己，而是取決於機遇。正因為有這樣的人存在，思考何種社會倫理可取的人的責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關心社會倫理問題，是從研究同性戀始。我做社會學研究，但是這樣一個研究題目當然和社會倫理問題有關係。現在有人說，同性戀是一種社會醜惡現象，我反對這種說法，但不想在此詳加討論——我的看法是，同性戀是指一些人和他們的生活，說人家是種社會現象很不鄭重。我要是說女人是種社會現象，大家以為如何？——我只想轉述一位萬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對這個問題發表的宏論，他說：「同性戀那是外國的高級玩藝兒，我們這裡有些人就會趕時髦……這愛滋病也不是誰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說這些話時，我的一位調查對象就在一邊坐著。後者告訴我說，他的同性戀傾向是與生俱來的。他既不是想趕時髦，也不是想得愛滋病。他還認為，生為一個同性戀者，是世間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這位萬事通先生知道這一切，也不會對同性戀做出輕浮、趕時髦這樣的價值評判，除非他對自己說出的話是對是錯也不關心。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倫理道德的論域也和其他論域一樣，你也需要先明白有關事實才能下結論，而並非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只要你是個好人，或者說，站對了立場，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學物理也好，學數學也罷，都得想破了腦袋，才能得到一點成績；假設有一個領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績，那倒是很開心的事。不過，假如我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醫生。

    在本文開始的時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義」這樣一種說法。我以為「道德保守主義」和不問價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積極進取的傾向，在現象上是一回事，雖然它們在邏輯上沒有什麼聯繫。這主要是因為假如你不考慮價值取向這樣一個主要問題（換言之，你以為舊有的價值取向都是對的，無須為之動腦子），就會節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籲、提倡這類事情時，當然精力充沛，無人能比。

    舉例來說，有關傳統道德里讓寡婦守節，我們知道，有人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又有人說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些先生沒有仔細考慮過讓寡婦守節是否合理，此種倫理是否有必要變革，所以才能如此輕鬆地得出要喪偶女士餓死這樣一個可怕的結論。

    喜歡蕭伯納的朋友一定記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劇里，安德謝夫先生見到了平時很少見到的兒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較一下兒子，就問他能幹點什麼。他答道：幹什麼都不行，我的特長在於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對，斯泰芬先生是說他在倫理道德方面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安德謝夫把斯泰芬狠狠損了一頓，說道：你說的那件事，其實是世界上最難的事。

    當然，這位老爺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說，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都搞清。這是最高的智慧，絕不是最低的一種。這件事絕不輕鬆，是與非並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倫理道德的論域裡，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認為，只有詳細地考慮有關證據，經過痛苦的思索過程，才能搞清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就是這樣考慮倫理問題的；另一種認為，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根本無須考慮，只剩下了如何行動的問題——我嫉妒這種立論的方式，這實在太省心。假設有位女子風華絕代，那麼她可以認為，每個男人都會愛上她，而且這麼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難想像，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相信自己一拍腦袋想出來的東西就是對的；現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聖靈充滿的耶穌基督。我這輩子也不會自大到這種程度。還有一種東西可以拯救我們，那就是相信有一種東西絕對是對的，比如一個傳統，一本小紅書，你和它融為一體時，也就達到了聖靈充滿的境界。

    在這種狀態下，你會感到一切價值取向上的是與非都一目了然，你會看到那些沒有被「充滿」的人都是那麼墮落，因而充滿了道德上的緊迫感。也許有一天，我會向這種誘惑屈服，但現在還不肯。 我們已經有了好幾次文化熱：第一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外留學，有朋友告訴我說，國內正在熱著。到八八年我回國時，又趕上了第二次熱。這兩年又來了一次文化批評熱，又名「人文精神的討論」。看來文化熱這種現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種近似之處。前兩次熱還有點正經，起碼介紹了些國外社會科學的成果，最近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發些牢騷：說社會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態度不端正，知識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我們要向君子看齊——可能還說了些別的。但我以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評熱中多數議論的要點。在文化批評熱里王朔被人臭罵，正如《水滸傳》里鄆城縣都頭插翅虎雷橫在勾欄里遭人奚落：你這廝若識得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文化就是這種子弟門庭，決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來，文化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還有點黨同伐異的意思；但我不願把別人想得太壞，所以就說，這次熱的文化，乃是一種操守，要求大家潔身自好，不要受物慾的玷污。我們文化人就如唐僧，俗世的物慾就如一個母蠍子精，我們可不要受她的勾引，和那個妖女睡覺，喪了元陽，走了真精，此後不再是童男子，不配前往西天禮佛——這樣胡扯下去，別人就會不承認我是文化人，取消我討論文化問題的權利。我想要說的是，像這樣熱下去，我就要不知道文化是什麼了。

    我知道一種文化的定義是這樣的：文化是一個社會裡精神財富的積累，通過物質媒介（書籍、藝術品等等）傳諸後世或向周圍傳播。根據這種觀點，文化是創造性勞動的成果。現在正熱著的觀點卻說，文化是種操守，是端正的態度，屬倫理學範疇。我也不便說哪種觀點更對。但就現在人們呼籲的「人文精神的回歸」，我倒知道一個例子：文藝復興。這雖是個歷史時期，但現在還看得見、摸得著。為此我們可以前往佛羅倫斯，那裡滿街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這種建築是種人文的成果。佛羅倫斯還有無數的畫廊、博物館，走進去就可以看見當時的作品——精妙絕倫，前無古人。由於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說有人文精神。倘若沒有這些成果，佛羅倫斯的人空口說白話道：「我們這裡有過一種人文精神」，別人不但不信，還要說他們是騙子。總而言之，所謂人文精神，應當是對某個時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

    現在可以回過頭去看看，為什麼在中國，一說到文化，人們就往倫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為這是種歷史的誤會。眾所周知，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開創的倫理學、道德哲學。這當然是種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別人也不會承認有我們這種文化。很不幸的是，這又造成了一種誤會，以為文化即倫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應該是多方面的成果——這是個很大的錯誤。不管怎麼說，只有這麼一種成果，文化顯得單薄乏味。打個比方來說，文化好比是蔬菜，倫理道德是胡蘿蔔。說胡蘿蔔是蔬菜沒錯，說蔬菜是胡蘿蔔就有點不對頭——這次文化熱正說到這個地步，下一次就要說蔬菜是胡蘿蔔纓子，讓我們徹底沒菜吃。所以，我希望別再熱了。 羅素先生在《權力論》一書里，提到有一種僧侶的權力，過去掌握在教士們手裡。他還說，在西方，知識分子是教士的後裔。另外，羅素又說，中國的儒學也擁有僧侶的權力。這就使人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是儒士的後裔。教士和儒士擁有的知識來自一些聖書，《聖經》或者《論語》之類。而近代知識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碼也是一部分人，手裡並沒有聖書。他們令人信服，全憑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就可以取信於人。奇怪的是，這後一種知識並不能帶來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