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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墨子的崇拜有兩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縝密，有人說他發現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發現了光的直線傳播，比朱子只知陰陽二氣強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沒有完備的實驗記錄來證明。另外，他用微積分里較老的一種方法來論證無窮（實際是論兼愛是可能的。這種方法叫德爾塔－依伏賽語言），高明無比；在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個兒。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談利害。我最佩服他這後一點。但我不崇拜他兼愛無等差的思想，以為有濫情之嫌。不管怎麼說，墨子很能壯我的膽。有了他，我也敢說自己是中華民族的赤誠分子，不怕國學家說我是全盤西化了。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分子的生命線。出於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當然，我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分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里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色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如果這是不許可的，起碼也該是鼎立之勢。要是再不許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識形態，我不說話總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種偏激之見主宰了理性，聰明人想法子自己來害自己。我們所說的不幸，就從這裡開始了。

    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想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想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麼，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國的知識分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在這方面我有個例子，只是想形象說明一下什麼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沒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讀學校的校長，總拿二十四孝為教本，教學生說，百善孝為先，從老萊娛親、郭解埋兒，一路講到臥冰求魚。學生聽得毛骨悚然，他還自以為得計。忽一日，來了「文化革命」，學生把他驅到冰上，說道：我們打聽清楚了，你爸今兒病了，要吃魚——脫了衣服，趴下吧，給我們表演一下臥冰求魚——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毀了。當然，學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當初講得太肉麻。假如不講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學生怎麼也想不出這麼絕的方法來作踐他。他倒願意在頭上挨皮帶，但豈可得乎……我總是說笑話來安慰他：你沒給他們講「割股療親」，就該說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學生片了你，豈不更壞？但他聽了不覺得可笑。時至今日，一聽到二十四孝，他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裡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你說它是史學也好，哲學也罷，我都不反對——倘若此文對正經史學家哲學家有了得罪之處，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該否認它有成為棍子的潛力。想當年，像姚文元之類的思想流氓拿階級鬥爭當棍子，打死打傷了無數人。現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實在太漂亮了，簡直是完美無缺。我懷疑除了落進思想流氓手中變成一種兇器之外，它還能有什麼用場。鑑於有這種危險，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做上帝夢，也別做聖人夢，以免頭上鮮血淋漓。

    對於什麼叫美好道德、什麼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說具體些，如羅素所說，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這該是種美德吧？知識本身該算一種善吧？科學知識分子說這就夠了，人文知識分子卻來扳槓。他們說，這種樸素的善惡觀，造成了多少罪孽！現代的科技文明使人類迷失了方向，科學又造出了毀滅世界的武器。好吧，這些說法也對。可是翻過來看看，人文知識分子又給思想流氓們造了多少兇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煙霧彈！翻過來倒過去，沒有一種知識分子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我建議把看不清楚的事撇開，就從知識分子本身的利害來考慮問題——從這種利害出發，考慮我們該有何種道德、何種信念。至於該給老百姓（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灌輸些什麼，最好讓領導上去考慮。我覺得領導上辦這些事能行，用不著別人幫忙。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對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會形成信念。對我本人來說，學習自然科學、閱讀文學作品、看人文科學的書籍，乃至旅行、戀愛，無不有助於形成我的信念，構造我的價值觀。一種學問、一本書，假如不對我的價值觀發生作用（姑不論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學，不值得一看。有一個公開的秘密就是：任何一個知識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會形成自己的哲學、自己的信念。托爾斯泰是這樣，維納也是這樣。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跡象，所以不想最終皈依什麼——這塊地方我給自己留著，它將是我一生事業的終結之處，我的精神墓地。不斷地學習和追求，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這件趣事從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給閹了……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麼樂意：打個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這種看法會遭到反對，你會說：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這麼渾渾噩噩地活著，簡直是種災難！所以，必須有種普遍適用的信念，我們給它加點壓力，灌到他們腦子裡！你倒說說看，這再不叫意識形態，什麼叫意識形態？假如你像我老師那麼門兒清，我也不至於把腦袋搖掉，但還是要說：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笨，總要留點餘地呀。再說，到底要灌誰？用多大壓力？只灌別人，還是連你在內？灌來灌去，可別都灌傻了呀。在科技發達的二十一世紀，你給咱們鬧出一窩十幾億傻人，怎麼個過法嘛…… 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種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於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行，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另外，假設我們生活在花剌子模，是一名敬業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籠子裡，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為傳輸了壞消息。最後，你會想到，我講出這樣一個古怪故事，必定別有用心。對於最後一點必須首先承認。

    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象之處，但這不是說他有被吃掉的危險。首先，他針對研究對象，得出有關的結論，這時還不像信使；然後，把所得的結論報告給公眾，包括當權者；這時他就像個信使。中國的近現代學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比方說，現在大家發現了中華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倚賴東方文明。不過也有「壞消息信使」，此人叫作馬寅初。五十年代初，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假如學者能知道自己報告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這問題也就簡單了。這方面有一個例子是我親身所歷。我和李銀河從一九八九年開始一項社會學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廣泛的同性戀人群，並且有同性戀文化。當時以為這個發現很有意義，就把它報導出來，結果不但自己倒了霉，還帶累得一家社會學專業刊物受到本市有關部門的警告。這還不算，還驚動了該刊的一位顧問，連夜表示要不當顧問。此時我們才體會到這個發現是不受歡迎的，讀者可以體會到我們此時是多麼的慚愧和內疚。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值得慶幸的是，北京動物園的老虎當時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問題的第一個結論是：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設對花剌子模君王講道理，就可以說，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實，然後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無辜。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信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遞送壞消息時就會隱瞞不報，甚至濫加篡改。魯迅先生有篇雜文，談到聰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討論的就是此類現象。據我所知，學者沒有狡猾到這種程度，他們只是仔細提防著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歡迎的結論來。由於日夜提防，就進入了一種模模糊糊的心態，乃是深度壓抑所致。與此同時，人人都渴望得到歡迎的結論，因此連做人都不夠自然。現在人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危機，我以為主要起因於此。還有一個原因在經濟方面－－掙錢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的做學問，再掙很多的錢，那就什麼危機都沒有了。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信息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jian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士的死敵就是宦官。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學時，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憑良心說，這節課我沒聽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東西很多。不過我也能體會到學者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