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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麼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系，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幹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系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倒霉的是，在社會的轉型時期，已有的道德體系不完備，自己都說不清；於是就哀嘆：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堅，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實可以把開船打炮的事交給別人干－但咱們又怕失業。當然，知識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該有公民熱情，針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幹的事；不過出於公民熱情去做事時，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不了，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國知識分子該不該放棄中古遺風？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批判找不著目標，頌揚也找不著目標，只一件事找得著目標：呼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系的責任，沒有它我們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要論價值體系的形成，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維護也好，變革也罷，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要社會把這份責任全交給你，得有個理由。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來吧？憑我妙筆生花，詞兒多？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憑我是個好人？這話人人會說，故而不能認真對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說，歷史上就是我們負這責任。這不是個道理，歷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婦女還裹腳哪，咱們可別講出這種糊塗油蒙了心的話來找挨罵。再說，拉著歷史的車輪逆轉，咱們這些人是拉不動的。說來說去，只能說憑我清楚明白。那麼我只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說那些說得清的事；把那些說不清的事，交付公論。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討論社會問題：從人類的立場，從科學的立場，從理性的立場，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咱們能不能學會？

    最後說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他有「士」的傳統。有人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悲觀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天下為己任（國際主義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資格教訓別人（教化於民）。這就是說，我們是這樣看自己的。問題是別人怎樣看我們。我所見到的事，實屬可憐，「脫褲子割尾巴」地混了這麼多年，才混到工人階級隊伍里，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咱們把「士」的傳統忘掉為好，因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夢了。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就講硬道理：有什麼事，我知道，別人還不知道；或者有什麼複雜的問題，我想通了，別人想不通；也就是說，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這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但也未見得不好。 喬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國王把他交給王后處置。王后命他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女人最大的心愿？這位武士當場答不上來，王后給了他一個期限，到期再答不上來，就砍他的腦袋。於是，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尋求答案。最後終於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頭；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為故事。據說這個答案經全體貴婦討論，一致認為正確，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愛她。」要是在今天，女權主義者可能會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紀，這答案就可以得滿分啦。

    我也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什麼是知識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為經得起全球知識分子的質疑，那就是：「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說：活著呢，還是死去，這是問題。但知識分子趕上這麼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霉的年頭兒何時過去。假如能趕上這年頭過去，就活著；趕不上了就犯不著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殺的年代，我已經懂事了，認識不少知識分子。雖然我當時是個孩子，但嘴很嚴，所以也是他們談話的對象。就我所知，他們最關心的正是趕得上趕不上的問題。在那年頭死掉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是被殺，準是覺得趕不上好年頭了。而活下來的准覺得自己還能趕上——當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識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對自己的答案頗有信心，敢拿這事和天下人打賭，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這種不理智。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對此我有個答案，但不願為此打賭，主要是怕對方輸了賴帳：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國小說家還因作品冒犯了某種信仰，被下了決殺令，只好隱姓埋名躲起來。不管此種宗教的信仰者怎麼看，我總以為，因為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這道命令已被取消，這位小說家又可以出來角逐布克獎了。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詞，很有點說明意義：

    跨過大海，屍浮海面，

    跨過高山，屍橫遍野，

    為天皇捐軀，

    視死如歸。

    這是一首日本軍歌的歌詞，從中不難看出，對天皇的狂信導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識分子對歌中唱到的風景，除了痛心疾首，不應再有其他評價。還有一支出於狂信的歌曲，歌詞如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

    就是好來就是好啊，

    就是好！……

    這四個「就是好」，無疑根絕了講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我個人以為，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平的大倒退。

    當然，信仰並不是總要導致狂信，它也不總是導致不理智。全無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裡，無信仰無價值的人正給社會製造麻煩，誰也不能視而不見。十年前，我在美國，和我的老師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對一般人來說，有信仰比無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贊成，後來還是被他說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國，適逢里根政府要通過一個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學在課間安排一段時間，讓所有的孩子在教師的帶領下一起禱告。因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請示，我聽了就搖頭，險些把腦袋搖了下來。我老師說：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這樣嗤之以鼻——沒你想的那麼糟。政府沒有強求大家祈禱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彌陀佛，伊斯蘭教的孩子可以禱告真主，中國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禱，這沒什麼不好。但我還是要搖頭。我老師又說：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幾歲的孩子總不會是知識分子吧。就算他是無神論者，也可以在禱告時間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這種道理說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搖頭瘋：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念才成。就我個人而言，雖是無神論者，對於無限廣闊的未知世界，多少還有點猜測；我也有個人的操守，從不逾矩，其依據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種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理應不反對別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過分。在學校里安排段祈禱的時間，讓小孩子保持虔誠的心境，這的確不是壞主意——當時我是這樣想，現在我又改主意了。

    時隔十年，再來考慮信仰問題，我忽然發現，任何一種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內，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瀆神是罪名，反民族反傳統、目無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舉出一種可以狂信而無喪失理智危險的信仰，無須再說它有其他的好處，我馬上就皈依它——這種好處比其他所有好處加起來，都要大得多啊。

    現在，有這樣一種信仰擺在了我們面前。請相信，對於它的全部說明，我都考慮過了。它有很多好處：它是民族的、傳統的、中庸的、自然的、先進的、唯一可行的；論說都很充分。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證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了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余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裡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著文，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因為看到了第一頂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說里曾言：「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余先生不肯鑄出寶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這證明了我對海外華人學者一貫的看法：人家不但學術上有長處，對於切身利害也很驚警，借用打麻將的術語，叫做「門兒清」！

    至於國內的學者，門兒清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學者說，我們搞的是學術研究，不是搞意識形態——嘿，這由得了你嗎？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識形態，你的話就是罪狀：膽敢把我們民族偉大的精神遺產扣押在書齋里，不讓它和廣大群眾見面！我敢打賭，甚至敢賭十塊錢：到了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還厲害。

    說到信仰，我和我老師有種本質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對儒學擊節讚賞；他告訴我說，只要身體條件許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對猶太教也有興趣；至於割沒割包皮，因為沒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機會，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個信仰的愛好者。我相信他對我的看法是：可恨的無神論者，馬基雅弗利分子。我並不以此為恥。說到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於和他劃清界線，因為他膽敢把道義、信仰全拋開，赤裸裸地談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評價不低，赤裸裸地談利害，就接近於理智。但我還是不當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門徒，這樣把自己劃在本民族的圈子裡面，主要是想防個萬一。順便說一句，我老師學問很大，但很天真；我學問很小，但老jian巨猾。對於這一點，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話來說，是這樣的：你們大陸來的同學，經歷這一條，別人沒法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