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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里，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于思想樂趣的滔滔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安這江河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為他們而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于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裡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里，他也會因複雜的管理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裡遇到了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一、什麼是知識分子？

    我到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什麼人算是知識分子，什麼人不算。

    插隊的時候，軍代表就說過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歲，上過六年小學，粗識些文字，所以覺得「知識分子」這四個字受之有愧。順便說一句，「小資產」這三個字也受之有愧，我們家裡吃的是公家飯，連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沒有在家門口擺攤賣香菸，何來「小資產」？至於說到我作為一個人，理應屬於某個階級，我倒是不致反對，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知識青年」算什麼階級。假如硬要比靠，我以為應當算是流氓無產者之類。這些已經扯得太遠了。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

    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只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照這個標準，中國還算有些知識分子。《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準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幾乎沒有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定義是在消閒刊物上看來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個標準，知識分子全都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憤世疾俗，行為古怪，並且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該以有一份閒差或教職為尺度來界定現在的知識分子，以便比較。

    如果到歷史上去找知識分子，先秦諸子和古希臘的哲學家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距離太遙遠。到了中古，我們找到的知識分子的對應物就該是這樣的：在中國，是一些進了縣學或者州學的讀書人，在等著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能領到些米或者柴火；學官不時來考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而在歐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曉拉丁文，打一輩子光棍，萬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戀，要被火燒死，研究的學問是神學，一個針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雖然生活清苦，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這邊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那邊立志獻身於上帝，不亦高尚乎？當然，兩邊都出了些好人物。咱們有關漢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魯諾，不說是平分秋色，起碼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試舉一例，有一位柯老說過，知識分子兩大特點，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前幾天我在電視劇《針眼兒胡同》里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還沒等到。順便說說，當年軍代表硬要拿我算個知識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種事實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的板子還不太遠。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頗有古希臘的遺風，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未聽說法國人要拿他點天燈。

    不管怎麼說，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識分子－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做學問的方面，大家心裡有數，我就不加評論了。至於關注社會，簡直是一目了然－關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弗羅姆，馬爾庫塞的書，國內都有譯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裡熱衷於倫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我聽說美國一些抵制色情協會都是家庭婦女在牽頭－可能有以偏蓋全之處）。我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斷斷不會這樣說：你們這些罪人，快懺悔吧，……這與身份不符。因為口沫飛濺，對別人大做價值評判，層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這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他，笑眯眯的，說話很和氣，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說：我為你禱告，求上帝啟示於你－比之我國某位作家動不動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教皇博學多識，我真想把他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怕他不樂意當。

    我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舉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學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說現在大學生水平太低，連「郭魯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時就如吃了一悶棍。我想這是個蒙古人，不知為什麼我該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來，原來他是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來說，知識的多寡是個客觀的標準，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的範疇，就難說有多客觀了。現在中學生不知道李遠哲也是個罪名－據我所知，學化學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學到李先生的理論；他們還有個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竅，連楊振寧，李政道，李四光是誰都不知道。據我所知，這三位先生的學問實在高深，中學生根本不該懂，不知道學問，死記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況記下這些名字之後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國籍，這是給孩子灌輸些什麼？還有一個愛說的話題就是別人「格調低下」，我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兄弟我格調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說里看到過這種腔調，小說的題目叫《會說話的豬》。總的來說，這類文章的要點是說別人都不夠好，最後呼籲要大大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否則就要國將不國。這種挑別人毛病的文章，國外的報刊上也有。只是挑出來的毛病比較靠譜，而且沒有借著貶別人來抬自己。如果把道德的倫理功能概括為批判和建設兩個方面，以上所說的屬於批判方面。我不認為這是批判社會－這是批判人。知識分子的批判火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一類是中學生；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這道理很明白－別人咱也惹不起。

    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面了。這些年來，大家蜂擁而上讚美過的正面形象，也就是《渴望》裡面的一位婦女。該婦女除了長得漂亮之外，還像是封建時期一個完美的小媳婦。當然，大夥是從後一個方面，而不是前一個方面來讚美她；這也是中古的遺風。不過，要旌表一個戲中人，這可太古怪了。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則是：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回國服務。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請，以便拒絕掉，這也太難為人了；在知識分子裡也沒有普遍意義。所以，除了樹立形象，還該樹立個森嚴的道德體系，把大家都納入體系。從道德上說事，就人人都被說著了。

    所謂道德體系，是價值觀念里跟人有關的部分。有人說他森嚴點好，有人說他鬆散點好，我都沒有意見。主要的問題是，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出來的（人類學上有些說法，難以一一引述），道德體系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就說儒家的道德體系吧，雖然是孔孟把他造了出來，要不是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系，關上門就可以造。造出來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當然可以潛心於倫理學，道德哲學，營造一批道德體系，供社會挑選，或是向社會推薦－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干。當年馮定老先生就栽在這上面，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只管呼籲不管幹，並且善用一種無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種句式來源於《聖經。創世記》：「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真是氣魄宏偉。上帝的句式，首長用用還差不多。咱們用也就是跟著起鬨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