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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從一數到十。這件事具有決定一天行止的意義。假如數出來是一個自然數列，那就是說，他還得上班，必須馬上起床。假如數出的數帶有隨機的性質，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齡不小並且曾在技術部工作多年，可能也會這樣干。因為過去你遇到過這種情況：早上到班時，忽然某個同事沒來。下班時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問遍了他的親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兒去了。在這種情況下，你作為部里的老大哥，就會提心弔膽，生怕他從河裡浮出來，腦蓋被打得粉碎——這種情況時有發生。過些日子你收到一張通知：某同志積勞成疾，患了數盲症，正在療養。這時你只好嘆口氣，從花名冊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見證，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屜，取出他的技術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給大家；再過些日子，他就出來了，但不是從河裡出來——簡言之，上了電視，登上報紙，走上了領導崗位，見了面也不認識你。這一切的契機就是數盲症。這種病使你憤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終不肯來光顧你，你恨數盲症，又怕得數盲症，所以就猜測並且試探它發作起來是何種情形。未離婚時，我前妻見到我這種五迷三道的樣子，就說：你簡直像女孩子怕強xx一樣。我認為這是個有益的啟示，遺憾的是我沒當過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問她她也不肯講。她甚至不肯告訴我數盲症是像個男人呢，還是像男人的那個東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燒的煙雲之下。冬天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風景。這種風景你在照片和電視上都看不到，因為現在每一個鏡頭的前面都加了藍色的濾光片。這是上級規定的。這種風景只能用肉眼看見。假如將來有一天，上級規定每個人都必須戴藍色眼鏡的話，就再沒有人能看到這樣的風景。天會像上個世紀一祥的藍。領導上很可能會做這樣的規定，因為這樣一來，困擾我們的污染問題就不存在了。在我過四十八歲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樣去上班。這一天就像我這一輩子度過的每一天一樣，並不特別好，也不特別壞。我選擇這一天開始我的日記，起初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寓意。只是在時隔半年，我在整理這些日記時，才發現它是一系列變化的開始。所以我在這一天開始記日記，恐怕也不全是無意的了。

    有關數盲症，我還知道這樣一些事；它只在壯年男子身上發作，而且患這種病的人都是做技術工作的。官方對它的解釋是：這是一種職業病，是過度勞累造成的，所以數盲症患者總能得到很好的待遇。這一點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數盲者不能按行閱讀，只能聽匯報；不能辨向，只能乘專車；除了當領導還能當什麼？這是正面的說法。反面的說法是：官方宣布的症狀誰知是真是假。數盲清正廉潔，從來沒有一位數盲貪贓枉法（不識數的人不可能貪），更沒有人以權謀私，任何人都服氣。這也是正面說法。反面的說法是他們用不著貪贓枉法，只要拿領導分內的就夠多了。正面的說法是領導上的待遇並不超過工作需要，反面的說法是超過了好幾百倍；所以應該算算帳。為此要有一種計數法、一種記帳法、一種邏輯，對數盲和非數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國的學者說，數盲實質上是不進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進位，始終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無窮進位計數法。這種算法我們學不會。假如你就這一點對數盲發牢騷，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說：你們用的二進位、十進位我們也不會嘛。大家各有所長，都是工作需要。

    現在要說明的是，北戴河是華北一座新興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為技術部設在這裡。王二是技術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務副部長。這是未患數盲症的人所能擔任的最高職務，是一種類似工頭的角色。有時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時把自己叫做「我」；但從來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這個稱呼是專供別人使用的。

    我總是從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來時，我數數，同時也是把靈魂注入了肉體。我爬起來，從側屋裡推出摩托車，從山上駛下來，駛到一片黑煙和噪聲里去。這種聲音和黑煙是從過往車輛上安著的柴油機上噴出來的，黑煙散發著一種燃燒衛生球的氣味，而噪聲和你的腦子發生共振。這種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寫地獄的詩人——比方說但丁——沒有見過，所以他們的詩顯得想像力不夠。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睪丸都會感到這種震盪（對於這件事，有一個對策，就是用一個泡沫塑料外殼把睪丸包裝起來，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後小便時有困難），而黑煙會使你的鼻涕變得像墨汁一樣（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後整個舌頭都變黑，變得像髒羊肚一樣）。早幾年，還可以用我設計的防毒面具，後來嚇死過小孩子，不讓用了。當然，假如你坐在偶爾駛過的日產轎車裡，感覺會有不同。日本人對出口中國的車輛都做了特殊設計，隔音性能極好，而且有空氣濾清器。當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這些車的售價都到了天文數字，只有得了數盲症的領導才不覺得貴。因為這些原故，乘日本車的人極少，大多數人乘坐在吼聲如雷的國產柴油車輛上。駕車的傢伙們還表現出了破罐破摔的氣概，十之八九把消聲器拆了下來。讓黑煙橫掃街道，讓噪聲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傘，見了黑煙過來，就把傘橫過來擋擋，而臨街的窗戶都貼了米形紙條，好像本市在遭空襲。這都是因為有人拆了消聲器。假如你逮住一個問他為什麼這麼幹，他就說，消聲器降低馬力增加油耗，而且裝上以後還是黑，還是吵，只不過稍好一點，實屬不值。當然，你還可以說，取下消聲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應該安上。他則認為安上消聲器，大家安靜，卻費了他的油，所以應當取下來。歸根結底，假如消聲器能省油，誰也不會不安它。如果說到了這兒，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也不知是哪個王八蛋設計的這種破機器。只有我不同意，因為這個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裡安的柴油機，只要是黑煙滾滾，吼聲如雷，就是我設計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進口的，而且售價達到了天文數字，具體數字是多少是國家機密，我們不該知道，而知道這些數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2

    每個當了老大哥的人，都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品行，就拿我來說，有時候我就是我，有時候是王二，他是一個隨時隨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歲的男人。在後一種情況下，「我」卻不知到哪裡去了。小徐沒有摩托車，必須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麼王二就去接他吧——這時根本就沒有「我」這種東西。等到「我」回來時，就會發現這樣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毀了我的車——這種小摩托設計載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個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個雞jian者一樣趴在我身上。小徐這東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說你好。這都是責任心過強帶來的害處。

    責任心過重常常使我大受傷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蹤了，我都到處去找：去公安局，去醫院，甚至低聲下氣去問保安（他們對裁員不友好，摩托車在他們門前停片刻，車胎就會癟）。到處都找不到之後，坐在技術部里長吁短嘆道：假如某某能回來，咱們就開party慶祝——我貢獻一百美元。同事們說；算了吧老大哥，這小子準是得了數盲症。但我不愛聽這話。我從來不相信哪個某某會得救盲症。結果他真的就得了數盲症。每次發生了這種事，我都有被欺騙、遭遺棄的感覺，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給我拿救心丹來！

    其實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樣天真。我已經四十八歲了，我認識的人發數盲的，多到我記不住。這就是說，我完全知道誰會發數盲——我見過的太多了。就以目前為例，我可以打賭，技術部有一個數盲，就是趴在我背上這個姓徐的。早上他提著塑料水桶，裡面只有點底子，或者底子都沒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應飲水，自己不帶水就是想喝別人的）；頭上戴頂二戰時期飛行員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邊上，拖著兩截清鼻涕，長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將發數盲這一點撇去，也足夠不討人喜歡。我不知道有誰喜歡他，不論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現在沒有發數盲，他是我的人。他沒有錢可以找我借，當然事後准不還；沒水嗎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這就是說，我必須愛他，因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來過北戴河，達地方東西兩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樹木蔥蘢，中間是一片馬鞍形的地帶，有海灘，海灘背後的山坡上樹林裡面是一些別墅——一些優雅的小房子。現在海灘的情形是這樣的：海灘背後沒有了樹，那些別墅還在那裡，但都大大地變了樣。所有的門窗都不見了，換上了糙帘子、包裝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紙箱，裡面住著施工隊、保安員、小商小販，總之，各種進城打工的人，門窗都被他們運回家去了。他們在院子裡用磚頭壘起了一些類似豬圈的東西，那是他們的廁所。煙囪里冒出漆黑的煙，因為燒著廢輪胎。海灘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滿了塑膠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廢輪胎、廢油、塑膠袋我們大量地擁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斷地往這裡送。簡言之，海灘變成了一片黑煙和廢油的沼澤地，如果山上很髒的話，這裡就是個糞坑。而小徐卻偏願意住在這裡——這就是說，我不得不過下來接他。假如不是這樣，我情願永遠不上這裡來。出於過去的職業訓練，我見了醜陋的東西就難受。

    技術部的房子在東山邊上，三面環有走廊，這說明這座房子有年頭了，過去是某位達官貴人的避暑別墅。前幾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見大海，現在在颳大風的日子裡還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日子裡只能看到一片黑煙。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這些玻璃原來是無色的，現在變成了茶色。這些變化的原因當然是柴油機冒出的黑煙，現在這所房子頂上有一根鐵管煙囪也在突突地冒這種黑煙。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間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機冷卻水來供給暖氣，照明則需要柴油機帶動地下室里的發電機。這個嘣嘣亂響的鬼東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時的能力。現在我應當能設計出一種柴油機，起碼像泰國的產品，那種機器發出蠶吃桑葉的沙沙聲；或者像日本柴油機，那種機器無聲，也不排廢氣；當然，誰也不能要求我設計出瑞典柴油機，那種東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開動了沒有。但是應當是應當，實際上我就會造這種鬼東西——開動起來像打夯機和煙霧彈的東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機，這是因為那裡能找到足夠多的未患數盲症的人，來設計、製造、維修那些清潔、有效的集中供電系統。雖然現在已經證明了數盲不傳染，但是要請這種人到中國來做技術顧問，卻沒人應聘；因為人們懷疑它與環境有關係。人們還說，數盲是二十一世紀的愛滋病，在未搞清病因、發現防護措施之前，科技人員絕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險——事實上，的確有幾位到中國服務的科技人員在這裡發了數盲症，後來成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享受中國政府的終身養老金。此後有人敢來冒險，但各國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員到中國來——科技人員是種寶貴的資源。來的和平隊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學專業都是藝術、人文學科。就算在來中國前學習一點科學技術的突擊課程，頂多只能勝任科技翻譯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數盲症的中國人身上。這些人在早上八點鐘以前到了這問房子裡，滿懷使命感開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