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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唐生法比較輕鬆地噴出一口煙，「那件『麻哈』事，這幾年已經沒人說了，要是再揚播起來，不是我受不了，主要是我的……女子和娃子都有……一張臉了……。」

    關書記不動聲色，抽著煙，心裡卻在叫，你讓我敲銅鑼遊街示眾把我當猴耍的時候，你向我臉上吐唾沫擤鼻涕踢屁股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我這個一社之長的臉還是不是一張人臉吧？更沒有想到我的兒手和女子比你的兒子和女子年齡更大。他瞅著唐生法穿在身上的皺皺巴巴骯髒邋遢的藍制服，依然不動聲色地說：「當然……孩子最厭惡聽到父母的這一類閒話……我可以理解。」

    「至於我在『文革』中的問題，我說過的，我承認過的，我不反悔，我沒有說清楚的問題，我再進一步往清楚說。」唐生法向他表示，誠懇的言辭使人想到他已經做好最壞的準備。他隨之現出某種焦灼神色，「你這幾天能看出來吧？有些人現在把所有問題都朝我頭上撂。狗屙下的都賴說是我屙下的。我是褲襠里抹黃泥，說不明也辨不清是泥是屎了……」

    「這種現象是存在的。」關書記肯定他的話，「你自己應該怎樣做，我想你應該是明白的。」

    「那當然，那當然。」唐生法連連說。

    關書記想，即使對唐生法這樣已被整個社會cháo流推到旯旮里去的角色，也不能不承認他說的實際情況，不承認就使他徹底失望，以為說清說不清都是同樣的結局。他承認他說的那種情況，正是為了從他心裡排除這種情況對他進一步「說清楚」的干擾。他說：「你該當實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問題說個一清二楚，相信組織會辨別清白什麼是狗屙的什麼是你屙的，哪個是黃泥哪個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說。」唐生法說，表示出很大的誠意，隨之又微微搖搖頭，苦笑一下，「有些話，怎麼說也說不清楚……」

    「事實總是事實。」關書記說，含有明顯的批駁意味，原則的問題絕不含糊，「說清楚」學習班怎麼能存在「怎麼說也說不清楚」的問題？他對他批評說，「你首先應該考慮把問題『說清楚』，而不是『說不清楚』。」

    他勉強點點頭，表示接受。

    「對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賠情認錯，請你處罰。」唐生法說，「我現在恰好認識到你是個好領導人。」

    關書記一下子不自在了。這個曾經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當面恭維起他來了，實在有點彆扭，有點滑稽。他似乎充耳不聞，無動於衷。對他說：「你還有啥事嗎？」

    「沒有了，」唐生法說，「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我這幾天總在想，那晚虧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當時真是一條瘋狗……」

    「你去休息吧！」關書記說，「該『說清楚』的問題繼續往清楚里說。那件……『麻哈』事嘛，我答應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來，蔫蔫地走出去。

    關志雄書記閉上門，在屋子裡踱起步來。他突然想起那cháo濕憋悶的地窖，那黑緞似的柔軟光滑的生狗皮，那乾淨的半新的被子，那熱烘烘的燙人皮肉的火炕，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飽滿的辱房和擠壓出來從眼眶流過鼻翼流進嘴角的奶汁……這地窖里的隱秘至今尚不為第三個人知曉，如果要他說清楚，他能說得清楚嗎？關志雄書記的心緒波動了一陣兒，就恢復了常態，並不影響他繼續以勝利者的寬容去批閱那捲宗里有關唐生法文革作亂的材料……

    學習班結束了。唐生法「說清楚」了一些應該說清楚的問題，還有一些必須「說清楚」而怎麼也說不清楚的問題，按照慣例先「掛起來」。唐生法的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被撤了。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進入「三結合」革委會的。後來老人家指示說「群眾代表」不要脫離生產，關志雄立即執行照辦不誤，把唐生法給支使回東唐村去了，他不滿意也叫他說不出口。到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唐生法聞風而動，一長排列舉關志雄排擠打擊造反派的大字報就貼在公社大門兩邊臨著大街的圍牆上。關志雄迫於形勢。又把唐生法從東唐村請出來，安排到公社農具廠任廠長，他滿意與不滿意參半。關志雄也是頗傷了腦筋，無論如何不情願給自己屁股後邊安插一雙挑剔的眼睛，塞到農具廠總比他撐在公社大院要好些。現在，唐生法的廠長職務也給撤了，一切職務都給撤光了，讓他也嘗一嘗「從哪裡來再回到哪裡去」的滋味兒。

    唐生法得到處理決定後，鬍鬚蕪雜的臉色不僅沒有羞愧，反而緩和鬆弛下來。他原先估計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實際只是撤職回家。不過，他並沒有表示感激，只是說他完全接受組織處分。關志雄看得出來，唐生法內心並不服氣，只是再無絲毫的能力和熱量反抗罷了。

    對唐生法的處理也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人們幾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二年」。人們又反過來說關志雄寬宏大量。其實關志雄心裡清楚，新的政權所實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區別於「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縮小打擊面，對「文革」中作亂的人也決不以「四人幫」的殘酷辦法整治，只是擇其罪大惡極者予以懲處，一般人「說清楚」錯誤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東唐村去了。

    關志雄在河西公社繼續擔任黨委書記，工作自然很忙，他卻精力充沛，心勁十足。兩年之後，到1979年的春天，他與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尷尬境地……

    關志雄收到一封經別人捎來的信。信封是一隻普普通通的牛皮紙糊成的，沒有經過郵局自然也就沒有郵票和郵戳，裡面卻裝得鼓鼓的，拿在手裡掂掂，很有點分量。他撕開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著「唐生法」的名字，心頭不由一緊，就從頭至尾讀下去——

    關書記：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談一次，一是考慮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攪；二來我怕見了你反而把想說的話說不清楚，因此寫這封長信。

    你給我爸平反了，我爸經你重新安排為東唐村的支部書記了。「四清」運動中沒收我們家的房屋和糧食以及錢款也都退賠了。我們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親，對你十分感恩。我卻沒有這種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條罪狀，走資本主義道路，走地富路線以及多吃多占的經濟問題全部推倒了，一分錢的問題也不存在了。當你今天以公社黨委書記的身分宣布給他平反的時候，是否想到過當初你做為「四清」工作團團長給他整治下這些莫須有的罪狀的做法有點荒唐？

    我爸是東唐村農會主任，是東唐村第一個加入共產黨的黨員，自建立起農業社自然是第一任農業社社長，後來就是中共東唐村支部書記了。他是怎樣一個人，作為兒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東唐村的平反大會上看到的社員的情緒就明白八九了。你作為「四清」工作團團長把這樣一個死心塌地跟共產黨跑的老農民打倒，而且沒收財產殘忍到連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無動於衷嗎？

    在整個河西公社，大隊和小隊的幹部以及普通社員，在你領導的「四清」運動中遭受和我父親一樣冤情的人有多少？你會比我知道得準確；而我只知道大約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幹部全都變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變成了「地富反壞」敵對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體味他們十四五年來過的是一種什麼日子！你面對這些無辜農民，心情能不感到一點愧疚嗎？

    我當時高中畢業回鄉，受聘為小學民辦教師，一月十塊錢補貼費，其餘和社員一樣掙工分。我父親親自指示生產隊給我只記相當於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乾的「輕省活」。我在兩年任教期內的工作如何，有當時的校長和教員現在都活著，可以了解。而我因父親的倒台也被從學校清除回家，替換我的竟是一個初中畢業生。你想想和我一樣受歧視的那許多被整治的幹部的親屬和子女，他們心裡是怎樣地不受活。

    「文革」開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經人鬼莫辨了，造你關書記的反，出一口氣，讓你也甭那麼自在地過日子，我就泄了惡氣了。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和結局，我不會後悔。我被撤職回來的時候，也沒有後悔。只是你總要我「說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呢？現在我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了，「四人幫」們大鬧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原因，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革命之風，就是為了報仇。

    當你急急忙忙趕到河西公社一個又一個村莊去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農民平反的時候，你是否也會自問：這是怎麼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餘年幹了怎麼一回蠢事？而你能把這蠢事的來龍去脈以及你當初那麼賣力地幹這件蠢事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說清楚」嗎？我以為你現在說不清楚。其實，現在根本沒有人要求你「說清楚」。

    我現在想和你討論一個問題，我做下了你認為尚未完全「說清楚」的錯誤，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說不清楚的錯事，你我十幾年來的仇視和互相傷害，究竟是為了什麼？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同是一個我，既可以做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我曾被推選為模範教師），又可以是一個兇惡的迫害革命幹部的打砸搶分子（譬如對你的種種凌辱和迫害）。同是一個你，既可以以「團長」的名義把全公社上至支書下至會計出納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一齊掃蕩，然而你又可以以黨委書記的名義給他們一個一個平反，你不覺得是一場真正的悲劇麼？

    這場悲劇的痛切之處還在於它是以人民的名義發生和演化著。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義去造反的。譬如你，也是以同樣堂皇的名義進行「四清」運動的。而這兩場運動的共同結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現在普遍滋生起一種厭惡政治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不難理解，政治在多年來變幻莫測的動亂中最終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義，變得不是於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聽之聞之就頓生厭惡之情了。說句難聽話，當人民最關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後使人民終於發覺它不過是一塊抹布的時候，哪兒髒就朝哪兒抹而結果是越抹越髒的時候，自然就明白這塊抹布本身原來就是骯髒污穢的一塊布，那麼它就只能使人失望以至厭惡了！

    聽說你正在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想給我恢復民請教師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現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師的工作。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可以說是臭名遠揚。我現在為自己的惡劣行為懊悔不迭。我無法站在講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的事。一句話，我現在還不能恢復面對那一雙雙純潔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時自尊自信的勇氣。我作過亂，我罵過人，使用的是最骯髒的語言。我打過人，拳頭和腳都使用上了。我造過謠，不惜顛倒黑白，無中生有，以置對方於死地而為目的。我搞過陰謀，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達到最堂皇的目標。我尚未從自己的心裡徹底掃蕩這一切人類最壞最惡劣的品質，尚未恢復到我60年代初剛剛開始做教師平作時的那種純潔的心理狀態。我怎麼能去做教育後一代人的神聖的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