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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斯丁筆下的美滿愛情，其實是在一個安全環境下發生的。所謂安全，包括等級、財富，也包括肉體的魅力。所謂安全，比如在父母的監護下，雙方家庭知根知底，男方經常來女家吃飯，受到父母的熱情接待。小伙子當然可以約女兒出去，聽個音樂會，看個電影。上門接送是必須的，晚上10點之前回家的禁令是不可打破的，婚前同居是聞所未聞的……然後，在雙方父母的祝福下，按部就班，花樣年華，新娘嫁給新郎，又聖潔又幸福。而這種幸福的前提是：不要離開安全的環境去擇偶。

    奧斯丁一生都在寫理智與情感的戲劇衝突，理智常常更優先於情感，這樣情感才有起飛和降落的土壤。否則，僅憑情感的迷人外表，如伊莉莎白而言，「隨便一首十四行詩，都能將它葬送。」

    人類快樂世界竟潛藏如此奇妙的樂園，醜化作美，惡成為善。

    ◎以愛之名，泅渡暗河（1）

    文/不一定驢驢

    妻子與人通jian，對丈夫而言最大的恥辱恐怕莫過於此。作為東方文化道德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東方比西方更禁止私通。且看《水滸傳》中楊雄對潘巧雲私通的虐刑：「將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剝盡，割兩條裙帶綁在樹上，一刀從心窩裡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樹上。」這往往被認為是私通者罪有應得的下場吧。日本江戶時代幕府則有明文規定的所謂「報妻仇」制度，即由遭到背叛的丈夫殺死自己的妻子和通jian的對方，斬取頭顱，或者對通jian者實施將其綁在柱子上刺死的殘酷處罰。

    西方基於基督教義的騎士精神縱容了私通精神的存在，當對君主夫人的愛與對君主的忠誠產生矛盾之際，騎士們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前者。而日本武士道處於這種情況則往往要犧牲前者，而選擇對君主的忠誠。當然，私通因為背德與風險性，無形中也具有了一種犯忌的快感，江戶時代曾有這樣的諺語：「偷人家妻子，驚心動魄又美味，有如嘗河豚。」私通者終究可以理解，不可理喻的卻是自發成為通jian受害人，主動蒙受恥辱的丈夫的存在。

    谷崎潤一郎晚年（1956年）的小說《鑰匙》，描寫身處上流社會的丈夫策劃妻子與自己的學生通jian，發現人類快樂世界竟潛藏著如此奇妙的樂園。這在日本文學史上幾乎是史無前例的，小說一經發表便引起了軒然大波，輿論的譴責聲不斷。當然，它也許同西方的虐戀小說暗暗有關，前提是丈夫處於心理或生理上的性無能狀態。

    小說的主人公，帶有谷崎潤一郎自身影子的暮年老者安西教授，罹患高血壓，風韻猶存、精力過剩的妻郁子令他頗感房事力不從心，然而郁子偽善的寡慾、恪守婦道的所謂教養更讓他耿耿於懷。作為「惡魔主義者」谷崎潤一郎的化身，一個「異端者的晚年的悲哀」，安西老人妄圖把愛妻改造成具有自我欲望的新時代女性。他故弄玄虛地偷偷記錄房事日記，小心翼翼地藏匿起來，並故意給郁子一把鑰匙作為線索，誘使她一探究竟。被好奇心唆使的郁子偷偷開啟丈夫的「隱私」，受日記內容的撩撥和引導，從而開啟了欲望之門。與此同時，郁子以同樣的方式反饋給丈夫：背著丈夫寫下日記，裝模作樣地藏給他看。日記成為夫婦兩人人格面具之下內心交流的平台，往日裡避而不談、羞於啟齒的性話題躍然紙上，郁子開始一步步契合丈夫日記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通過日記的循序漸進，安西把學生木村委婉地介紹給郁子，從醋意和嫉妒的興奮劑中激發自己的性潛能。郁子接受丈夫善意的指示，為迎合丈夫而與木村私通，並把不貞行為寫給丈夫偷看。事實上，郁子是否與木村真實發生了通jian值得商榷，似乎也可以把木村看做夫婦二人日記里的性幻想對象。安西慫恿妻子出軌，抑或妻子欣然接受，無不含有欺騙的成分，而這一切實際上終歸建立在彼此深厚的感情和信任之上。特別是郁子的將計就計，讓人感受到夫妻愛的強烈存在。另一方面，郁子在日記的舞台上與人私通，也得到自己潛意識願望的虛擬滿足。

    谷崎潤一郎《鑰匙》對日後的官能文學、情慾影視作品具有一種示範的拓本意義。像團鬼六的官能小說《花與蛇》《幻想夫人繪圖》《不貞的季節》、松下順一《月下美人》等等，基本上都延承《鑰匙》的情節架構。甚至義大利情色皇帝丁度？巴拉斯還拍攝過一個異國情調版的電影《鑰匙》。

    ◎以愛之名，泅渡暗河（2）

    石井隆的電影《花與蛇2 靜子》取材於團鬼六的小說《花與社》，其實就相當於《鑰匙》的改頭換面。片中日記的道具被畫像取而代之，年老的畫商遠山先生從他所敬重的畫家的遺作，一幅以遠山夫人靜子為模特的緊縛畫中獲得啟發，謀劃了一場致使嬌妻私通的陰謀。遠山對靜子的「不貞改造」，以及「陷害」她蒙受凌辱並偷偷看在眼裡，儼然服用了壯陽物一般獲得雄起，得以完成「腹上死」的夙願。同時亦將愛妻潛意識深處深受抑制的真我一面係數解放出來。

    團鬼六把《鑰匙》的經驗付諸實踐寫作《花與蛇》，人生忠於藝術，則釀造了現實的悲劇。在團鬼六的半自傳小說《不貞的季節》中，官能小說家黑崎耽於寫作而冷落了妻子靜子，夫妻之間日益疏遠，妻子與丈夫的弟子川田私通，黑崎得知後怒不可遏，卻唆使川田進一步勾引靜子，從而激發靈感，以此為素材寫成小說。最後黑崎的作品付梓，妻子也離他而去，黑崎感到格外悲哀。事實上，靜子對丈夫最初的不忠並非真正的不忠，出於對舊情的留戀，靜子為拯救婚姻而甘願成為丈夫小說中的不忠女人，然而不管是何初衷，肉體的背叛終究加劇了精神的背叛。私通的欺騙遊戲反而使她對丈夫的感情徹底泯滅了，這是她始料不及的。

    人類快樂世界竟潛藏如此奇妙的樂園，醜化作美，惡成為善，否定既定價值觀，谷崎潤一郎的世界被一種倒錯的主觀情感所支配。這種不乏傷感的、掩耳盜鈴式的自欺哲學進一步反映在作品中，則有男方不忍目睹自己愛慕的女性驟然變醜，毅然決然刺瞎自己雙眼的愛情絕唱《春琴抄》。

    增村保造的《盲獸》雖脫胎自江戶川亂步的犯罪小說，但與《春琴抄》也不無關係，其愛情的殘酷與壯烈比《春琴抄》有過之而無不及。

    《盲獸》顧名思義，它和《春琴抄》一樣描寫了盲者的黑暗與觸覺世界，以及明眼人在盲人牽引下進入觸覺世界的體驗。《盲獸》原作付梓於1931年，可以說是日本文學史上最早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案例：盲按摩師綁架女模特將其禁錮，女方卻不知不覺對犯人產生了一種奇妙的好感。

    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像個孩子一般單純而瘋狂的盲人，出於對於美和藝術的崇拜而禁錮了一名年輕女子，女人起初不從，逃跑未遂後則轉而佯裝順從，虛與委蛇誆騙盲人。盲眼人難以明辨真偽，以及女人與生俱來的狡黠，使女人的詭計輕易得逞。然而頗具意味的是，女人勾引盲人，破壞盲人俄狄浦斯下意識精神狀態的挑撥離間即將得逞，不自不覺自己竟開始假戲真做起來。如同《春琴抄》自毀光明的主人公，女人逐漸被引誘到盲人的黑暗世界、觸覺世界、官能世界而無法自拔。欺騙自己----視覺器官處於「退化」狀態而開啟了觸覺的眼睛。盲人與「盲女」在黑暗無助的世界裡展開官能的鬥牛，最終的結局比《水滸傳》楊雄虐殺潘巧雲的場面更慘烈，男人截斷女人四肢並隨後自戕，也算是一場泣鬼神的殉情。

    這就是愛情隱密的後花園，在那兒或許荒糙叢生，污水橫流，男人從妻子不貞的行為中獲得快感，或者陶醉於舔舐妹妹擦過鼻涕的贓手絹的自我折磨（《惡魔》），視美人的污物為香氣撲鼻的美味佳肴（《少將滋乾的母親》）。誰也不知道在曼妙的面紗下面，那座人心底的後花園破敗成了什麼模樣，是否已將被黑暗的河流吞噬，如若竭盡全力跋涉至彼岸，是否愛情才會得到安慰。

    ◎八百萬個謊話

    文/鯉編輯部

    偵探小說大概是謊言的集中營。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和孤伶伶小島，島田庄司的雪中小屋， 綾辻行人的黑暗館，每個地方，只要發生謀殺，就必定伴隨著謊言。兇手們為了逃脫而說謊，而那隻與謀殺有關的巨大秘密又迫使他們去傾訴，用謊言來瓦解內心的極端恐懼，牽扯其中的人們而為了忠誠而說謊，或許是為了保護一個朋友，或許是為了呵護一段自以為是的正義。有的證人說的全部都是實話，卻看起來像是在說謊一樣，因為他們想要儘可能得三緘其口。

    布洛克寫辦理jì女謀殺案的《八百萬種死法》，而偵探小說中的謊話一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於是這時候，每個偵探都是戳穿謊言的高手，阿加莎筆下的馬普爾小姐坐在院子裡織織毛衣，就能夠拆開一個謊言，人被逼迫到極端的境遇，說出來的謊話都極其具有代表性。而露出的馬腳並非是因為謊言不夠完美，不在場證據不夠充分，只是因為每個人的性格都已成定局，沒有人能夠越過自己的人性來說謊。

    在阿加莎的謀殺案中，人們總是接二連三地死去，彌補，永遠是不夠的，那隻被撕開的洞，望不到底。

    ◎維多利亞老小姐，或者謊言女王（1）

    文/愛扣

    我們都做過一道這樣的智力題：一個岔路口分別通向誠實國和說謊國，來了兩個人，一個是誠實國的，一個是說謊國的，誠實國的人永遠真話，說謊國的人永遠說謊話，現在你要去說謊國，但是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需要問兩個人，請問應該怎麼問？偵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裡，不管是衣著整潔過人的大偵探波洛，還是那個住在鄉下，一年到頭針線活兒不離手的馬普爾小姐，他們所擅長的與日系偵探不同，不是從現場的蛛絲馬跡里去破解密室的秘密，也不是硬漢派偵探小說裡面的赤手相見，而是慢悠悠地詢問，聊天，從言語間摸索人性。

    一切就好像是馬普爾小姐在《怪屋》裡面說的那樣，要知道兇手是誰的話，就要多與每個人說話，因為兇手總是有傾訴欲的，他需要與人分享自己的秘密，那個說話說得最多的人往往就是兇手，而在他的那些急於分享的謊言中，一定存在著破綻，就要得要去抓住那些破綻，真想便會呈現。

    比起波洛來，馬普爾小姐更加作為那些硬漢偵探小說中偵探形象的反面而存在著，她就是一個直接從維多利亞時代中走出來的老小姐，從小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面，社交圈就是些鄰里坊間的人家，終生未嫁，脖子裡裹條溫暖的羊毛圍巾，搭個小籃子，把毛線活兒在膝蓋上擺開了，就開始觀察周圍那個充滿了人性的世界。「一年到頭住在鄉下，人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人性。」馬普爾小姐在《平靜小鎮的罪惡》里說，人們或許穿得不一樣了，聲音與以前不同了，但是人們還是與他們以前一樣，儘管用詞有些變化，話題卻是永遠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