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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著他。

    現在我看著賀叔叔從小火車站走出來，顛動一下背上的被包。走過那片治風沙的泡桐林子，很幼的樹撐開肥大的嫩葉。他拄著木棍站住了，往那片黃乎乎的農宅看去，感覺自己再次給投生到一模一樣的天地之間。

    第四部分 7.心理醫生在嗎（52）

    他走進一個叫」大隊黨支部」的地方，又從那個地方走出來。最後走到一個鄰倚於瓜田的小屋。我叫它瓜棚。其實賀叔叔的工作不是看瓜，是在看瓜人手下打雜。瓜棚的小窗糊著紙，小火車站偶爾過火車，窗紙沙沙響。小火車站日夜有五六趟火車往來，只有兩趟在站上停一分鐘。一個乾癟的大爺往洞開的車窗里遞西瓜，瓜瓤龜裂，纖維像絮一樣。沒等車上的人付給他瓜錢，車已開出了站台。大爺給牽著跑了一截，看見煤渣子站台上走來的我。

    我在一分鐘的小站上找東南西北。小站在我回家的路途上，我是順道來看我叔叔的。我這樣對領我往瓜田走的大爺說。我們碰見的每個人都知道」反黨老賀」。他們不知道其餘，只知道」反黨老賀」享過福，坐過臥車。

    賀叔叔給叫出來。天色在瓜棚里早黑盡了。他低頭鑽出棚門，身上殘存著那個鑽的動作，就那樣看著我。太陽在沉澱中形成紫灰的煙。他想不出站在五步外的少女是誰。不記得認識一個十八歲的少女，黑皮膚，挽起的褲腳露出細長的小腿。他只記得一個十一歲的女孩，穿白泡泡紗露臂的裙子，連同一隻藤箱子一塊兒交到他手裡。女孩落到他手裡，整整一夜。而十八歲的少女，他不記得他認識。從那樣的十一歲該長成完全不同的十八歲：潔白的，為一切人一切事感到一絲羞恥。

    記得很清楚。但我的記憶未必可靠。

    賀叔叔說：這是誰呀？他聲音里已有笑聲了。

    我說：是我。

    我又說：大爺謝謝啦，我和我叔叔見著啦。

    賀叔叔看我，多麼輕易地同老農人打交道，把他哄來，把他哄走。小時的一點點厭世，為著其他人和自己感到的那一點點羞恥，早沒啦。

    只剩下她和他。

    賀叔叔馬上用成年人對成年人的同謀聲氣問我：你爸爸知道你跑這兒來嗎？

    我說，不知道。他到」五七」幹校一年，我媽媽沒他消息了。

    」五七」幹校，你們可能會叫它集中營。幾十條人體躺在幾十條窄鋪上，一聲哨，全站立起來。然後走出去，一隊一隊，緩緩移向工場或田野。

    進屋，兩人的寒暄，問我問他的情形，這個過程在我腦中一直是昏然一片。一片昏然的溫暖和感觸，原諒和慶幸。賀叔叔噙著淚，臉上是消瘦者深刻的笑容。他說他得去給我弄點水來喝。十分鐘之後，他捧著個粗瓷盆回來了，仿佛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乞討，那樣笑。他把半盆水往我跟前的小桌上一蹾，說，喝點水吧，小伙子！

    這是他真正認出了我，把我爸爸打他的那一耳摑子一筆勾銷了。真正認領了原來那個我。

    第四部分 8.心理醫生在嗎（53）

    我聽到」小伙子」，不知怎樣就站起來。站得陡然，小煤油燈伸一下火舌。不知怎樣伸出手去同賀叔叔握，在握到那個缺席的中指時，我頓時知道了那三年的獄中故事。我沒有把意外和驚恐喊出來。他看見我眼睛寒噤一下，像無意中觸著一個蟲子，或者以為摸著活東西，竟摸出是死的。

    握了手，我哭起來。哭來得突然，無頭緒。我站在瓜棚中央，兩個小臂輪換抹淚，從頭到腳都在抽。我是為我爸爸哭，還是為賀叔叔哭，我怎麼會知道？有一點我現在是清楚的，那根沒了的中指，觸碰了我所有的激情。那樣的哭是要激情的。要足夠的荷爾蒙。

    他就那麼看我哭，欣賞著。帶一點兒心愛。

    沒有。他沒有干涉。讓它自生自息，不像美國的長輩，上來抱住你說：」沒關係，會好的。」他已經不能輕易碰一個少女，她十八歲。他連少女的頭髮都不碰。

    我看著油燈說，賀叔叔，我代我爸爸跟你說對不起。

    他擠出個笑容說，那是沒辦法的事，小伙子。

    我不懂他的意思：是背叛已不可挽回，還是他不計較這背叛。

    他又說，反正我和你爸爸這輩子都是莊稼人了，一輩子也串不上門兒了，沒啥對不起的。

    我不懂他是否在說一報還一報。被打的人和打人的，也是一種緣分。

    我接著自己的思路。說我爸爸在那之後的失常。說我為他所蒙的羞恥。我還說，賀叔叔，我不願你以為我老遠來是為我爸爸做說客。我爸爸在這件事上無情可講，他做絕了。

    他打斷我說，不提了不提了。你來看看賀叔叔，就好。我對不起你爸也好，你爸對不起我也好，你都別管，你不能改變歷史。他忽然成了」人民日報」，說：歷史的誤會，只有歷史自己去解釋。

    其實那種宏偉早早就被雕塑在他氣質里。

    第四部分 9.心理醫生在嗎（54）

    他拿出個西瓜，告訴我這裡種什麼不出什麼，西瓜倒能長得漂亮。他切開瓜，又把它均勻地切成細巧的牙牙兒。他真的瘦削，曾經淺淺的雙下巴已成了寬綽的皮膚並失了彈性。肩膀的銳角又出來了。像他初次來我家的樣子。肌肉都復活了，隨他動作，在他棕黑色發亮的皮膚下拱動。

    他穿一條灰色短褲，長久沒洗了；腰間嫌松，被皮帶系出一些褶皺。上面是件發黃的背心，處處是小孔眼。我看見那孔眼中汗珠如蠶蛾般在咬噬著。缺水，這裡的人夏天都穿長久不洗被汗鹼蝕爛的衣服。

    我們隔著煤油燈，面對面坐在木凳上。床是土坯壘起的，兩個墩子上架一塊舊門板。鋪張草蓆，靠里那頭堆著棉絮、棉襖、棉帽子，一個冬天都堆在那裡。

    他問，我答。說我去插隊的事。他問離家多遠，我說從這瓜棚往東南走兩百多里，沿鐵路線，就是我們的集體戶。他說：集體戶？我說，二十多個同學，我們把一個土地廟改成男女宿舍，輪班劈柴、擔水、燒飯，還種地。

    他笑笑說，我們這裡本該有七八個學生來，結果只來了一個，太窮了。

    又成我問，他答。他告訴我他的生活是好的，大致是好的。有許多我和我爸爸想像不到的快樂。肚子癟時，走二十里路到公社食堂去買一斤饅頭，一路吃回來，留一個給看瓜大爺的重孫。那個快樂！不是快樂，是幸福。

    我笑起來，說我知道那幸福的饅頭。

    他也笑，說他看出我是個嚼過麥芽的小莊稼漢。

    一時間我真的是快樂得很。那種我爸爸和我要使勁忍受的不適，那種人和人之間的千差萬錯的啞謎----源於它的極度不適，沒有了。我們都在說最基本、最簡單的話，那些沒有弦外之音的簡單語言。我知道他的快樂是真實的。他本來屬於這快樂。他那快樂的乞討童年，和快樂的中年流放，會合於一個點----他的故鄉。他誤入歧途的那一段，在城市和名望地位中兜了那麼大一個彎子，還是回來了。那兜出去的二十年是無必要的，是誤會。現在這個中年英俊農夫的快樂，與那個說快板的小乞兒的快樂，連接上了。這看上去很苦的快樂讓我看到它的和諧和完整。那麼他在兜出大彎子時所經受的，必定也是極度的不適。原來他在名望和萬人崇拜中也必須忍受不適。他此刻快樂得真切，向我反映了他或許更大程度地忍受了不適，在我爸爸忍受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