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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像潮水一樣退去。

    有一點盼望：他忘了東西，帽子、手套，或者公文夾，回來取。我可以好好告訴他。我那個英文的性格已附著在我身上，我有了做一個成年人的能力。我可以告訴他一、二、三、四，我的損傷究竟在哪裡。

    地上是那封推薦信，是我撕的，這回。破壞東西也是心理退化。弗洛伊德列了上百種心理退化的症狀，還有迷信和看恐怖故事。

    」文化大革命」是幾億人一同乾的，砸碎這裡那裡，你打我我打你，聽、視、製造恐怖故事，仿佛是整個民族向幼稚退化。就像希特勒，政治生涯中的每一分鐘，都充滿嚴重的心理退化，凡事都拒絕成年人所應具有的能力。整個戰爭，屠殺是因為幾個人的嚴重心理退化。這樣的結論令人好受些。

    不要審判他，醫治他。

    醫治從哪裡下手？這般遼闊的退化。

    情願它是退化：大標語，破」四舊」，迫害，人人都帶有攻擊性。不投身到集體的恐怖中去，是沒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終是尋求安全感。把別人致傷、致死，只不過是為了一點安全感。突然跳起來，摑人一個耳光，僅僅是為那點安全感，紅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來都是些不安全的心。

    你全用筆錄下了？

    還有十分鐘，我今天早些走，因為我不記得我出來的時候有沒有鎖門。

    留步吧。謝謝。再見。

    我收到了你的聖誕卡，謝謝！

    真抱歉，我忙得連上街買卡的時間也沒有。怎麼也該給我爸爸、媽媽寄一張卡。

    謝謝。她還好，比我父親穩定多了。他們離婚之後倒是我母親漸漸穩定下來了。

    我沒告訴你嗎？他們離婚有十四年了。

    我媽媽，她是個可愛的女人，比我起碼天真十五歲。

    第三部分 12.心理醫生在嗎（42）

    她演歌劇，後來調到圖書館工作。後來又到文化館工作。她從事的這些工作都沒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是個很原色的人，也很直覺。

    很快就發覺了變化。像你一樣。我媽媽把時間、地點推算出來，問我：暑假裡你在上海怎麼了？

    你問我：在十一歲到十二歲之間，什麼事發生在你身上了？

    其實我絲毫變化也沒有。

    一天晚上她躺到我床上來。同我並排躺著，問我這個那個，但她問的絕不止那些，絕不是那些。她知道有什麼事發生了。

    我馬上不願她的身體挨著我。我說我困死了，別擠我，蚊子該進帳子裡了。她開始用一種我兩三歲時的語態和我說話，哄逗我，反過來也讓我哄逗她。她暖洋洋的呼吸吹在我耳朵上，後頸上。她的目光也熱乎乎的在我背上；順著我側臥的肩膀、腰，明顯聳起的髖部直打量下來。髖骨已向廣度擴展開來，之間的容納在豐厚。表面無變化的腔內，一切都在甦醒。

    她問：我請賀叔叔在火車上照顧你，要他督促你洗腳，他督促你了嗎？

    我用粗嗓門說：那麼大個人要別人照顧什麼呀？

    她對這份伴隨發育期同來的粗魯一向不一般見識，但這晚上她敏感起來，指出：從上海回來的我變得頂撞、野蠻。她並不厲聲，邊理著我的辮子邊嘆息。聲音稚嫩，柔懦，令人不忍。她嘟起嘴唇，像兩三歲的我那樣憤怒地說，你知道媽媽就只有你一條命根子啊，你爸爸外面有女人的。

    那個時候，沒有。是她的臆想。

    真奇怪她居然能同那份猜疑，那塊劇痛的心病一塊活了那麼多年。直活到許多年後，我爸爸真的遇上了個女人。對於我爸爸愛著另一個女人這樁事，她從多年前就有把握了。一直在空口無憑地怨怪，哭鬧，詛咒那個直到十幾年後才出現在爸爸命運中的女子。

    在媽媽懼怕得不可終日的時候，那個女子還是一份完全無形無影的存在。她和我們的存在毫不相干，也沒有相干的最微小的可能性。她還在念她的大學，打她的籃球；她是個遠遠沒有開始存在的情人和情敵。就像許多年前，我對父母，是尚未開始存在的女兒，而媽媽卻因了那女子必定要開始存在而折磨我爸爸。主要折磨她自己。她的直覺太好了，她自己也沒辦法。只得由它折磨她，折磨我們大家。

    淺藍色的尼龍紗帳里，我媽媽對我講著她對我的理解。提到一些小說的名字，它們讓女孩子們上當。我面朝牆壁，伏臥，整個腹部被壓在席上，她講她的。她可以一連幾小時對著我獨白，我可以什麼也聽不見。直到她流淚，我才說：我不是在聽嘛！

    第三部分 13.心理醫生在嗎（43）

    聽見我爸爸拖鞋踢踏踢踏地從外面回來了。他剛打完一局橋牌。最不怕老婆的一個人都回家了，我爸爸才回來。她抓緊時間結束這場說教。她說，男人是很莫名其妙的。結束語總是這句，像是真知灼見，含有權威。

    她從來沒有機會去經歷普遍意義上的男人。二十歲嫁給我父親，此後便上了衛星運行軌道。她檢查我爸爸的文章，看是否有」右傾」、」消極」情緒。若有，她就在替他寄稿之前偷偷換掉一些詞，或刪掉一些句子。常常在郵局那結了一層頗厚的糨糊趼的桌上，拿著那根拴在繩子上的公用蘸水鋼筆，在爸爸的稿紙上推敲字句。文章發表後，爸爸總把文章讀許多遍，總覺得丟失了東西。有時媽媽手腳動大了，爸爸就罵主編或編輯部，說最有精神的句子給這些人貪污了。他衝動得要去大門口的傳達室打電話，請他們把他的名字一塊刪掉，這樣的文章不配他的名字。媽媽在這種時候總是一面攔阻他一面溫存地搖頭，半閉眼帘，食指豎在翹起的嘴唇上，仿佛在告誡一個稍年長的孩子，別吵醒搖籃里的最年幼者。爸爸真的會壓低嗓音，放輕手腳。媽媽一句話不說，一直保持那個啞劇手勢，直到我爸爸在某把椅子上沉靜下來。

    她那個優美的啞劇動作一直留在我幼年的記憶里。似乎總有那麼一分稀薄的睡眠籠罩著我們；就在近旁或無所不在，那個好不容易入睡的病嬰，巨大而不可親地躺在我們的生活中，絕不能驚醒它的因病痛而生的乖戾。媽媽看著我們的眼光，那樣溫存和壓抑，讓我們在那無邊際的脆弱睡眠上如履薄冰。

    我媽媽放心了。她無聲一笑。這時候的笑是最嫵媚的。走到我爸爸的背後，雙手順理他狂卷的頭髮。像一個小女孩頗有興致地玩耍雜碎的毛線。她說：我看同你的原稿沒太大區別呀。

    我爸爸說，對於語言趣味低下的人，反正沒區別。狗皮襪子，反正一樣。

    媽媽從來不在乎爸爸對」趣味低下」的暗示。從來不覺得失面子：爸爸把頭一再從她手指下移開，厭煩得要爆炸了。還得說教下去：好賴你的文章發表了，讓人看見你還在這兒，沒給送到什麼地方打礦石去。改幾個字有什麼呀，把我們家的戶口改到北大荒去，你隨便寫得多高級，還有人登嗎？

    我爸爸坐在那裡，喘息從粗到細，慢慢變長變深，變得像入睡那樣均勻而帶著微微的鼻鼾。賀叔叔到達之前，他一次次從政治傾覆邊緣無恙回歸，無功無過，無形無嗅地消磨年華和才智。一直到他寫出那篇八千字的雜文《兒不嫌母醜》。他徒步把文章送到省報，兩天後又去一趟，如同舊時信差，坐在主編室外，把校樣等到手。一個標點都不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