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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一部寫歷史寫戰爭的小說引起了這麼大的反響，我認為這部作品恰好表達了當時中國人一種共同的心態，在長時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但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創作的社會意義，也沒有想到老百姓會需要這樣一種東。如果現在寫一篇《紅高粱》，哪怕你寫得再 野 幾倍，也不會有什麼反。現在的讀者，還有什麼沒有讀過？所以，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部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

    榮獲了《小說月報》獎，十分高興，但聽說要寫 得獎感言 ，又十分犯。真是得獎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寫，為了這個我盼望許久的。

    記得當年汪曾祺先生到我們班上來講課，開首就在黑板上寫上了六個大字 卑之無甚高論 ，這句話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當時是說過的，但話的意思還明。談到文學，連汪先生這樣的大家都說沒有高論，如我這般蠢貨，只怕連低論也不敢。不敢有也得有，因為我的《牛》得了獎，因為我很看重這個。

    俗話說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獎不能忘了我放過的和我追過的那些。一談牛，就難免談到所謂的 童年記憶 ，一談到 童年記憶 就難免遭人恥笑，但無論多麼聰明的人，只要一恥笑我，就跟對牛彈琴差不多，因為他們的話都是文學理論，而文學理論我根本就聽不懂，不是裝糊塗，的確是不懂，有好幾次我想冒充一下陽春白雪，不懂裝懂一下，結果弄巧成拙，讓人摸到了我的底細，就像讓貴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驢子的底細一。

    我童年時期，正逢 文革 ，大人垂頭喪氣，小孩子歡天喜。我們那時的一個最大的娛樂項目就是吃過晚飯後到曠野里去追。當然是月亮天最。大人們點著馬燈在大隊部里鬧革命，四類分子趁著月光給生產隊裡幹活，我們趁著月光在田野里追。那時候，就像我在《牛》里寫的那樣，牛是大家畜，是生產資料，偷殺一頭牛是要判刑的，但生產隊裡根本沒有飼糙，革命時期，明年的生產誰還去想？就把那些牛從飼養室里轟出去，讓它們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報公社，公社下來驗屍後，證明是自然死亡，然後，就剝皮賣肉，全村皆。當然最歡的還是那些正在掌權的紅衛兵頭頭，這些雜種，比正在挨著批鬥的支部書記、大隊長還要壞，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讓他們吃。現在想想，這也是應該的，當官如果沒有好處，誰還去當？我們一幫孩子，吃罷晚飯，等到月光上來，就跑到田野里，追趕那些瘦得皮包骨頭的。 文革 期間，地里不但不長莊稼，連糙也長得很少，牛在光禿禿的田野里，吃不飽，學會了挖糙根啃樹皮，還學會了用蹄子敲開冰河飲。我們在月光照耀下開始追牛，起初我們不如牛跑得快，但漸漸地牛就不如我們跑得快。我們每人扯住一條牛尾巴，身體後仰著，讓牛帶著跑，舉頭望著明月，猶如騰雲駕霧，有點飄飄如仙的感。那些老弱病殘的牛，很快就被我們給折騰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見了人就雙眼發紅，鼻孔張開，腦袋低垂，擺出一副拼命的架。對這樣的牛，我們不敢再追。後來又出了一個謠言，說是有幾個剛死了的人的墳墓讓這些野牛給扒開了，屍體自然也讓這些野獸給吃。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離吃活人也就不遠。因此我們的追牛運動就結束。這個時期，中國基本上沒有文。

    文革 結束後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聯產計酬，緊接著就是分田單幹，家家戶戶都養起牛來，牛的身價猛地貴了起。人民公社時期說起來很重要實際上根本不當東西的牛，重新成了農民的命根。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新時期文學的黃金時。

    90年代以來，由於這樣那樣的原因，農民對種地失去了熱情，年輕力壯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掙錢，村子裡的土地，多被大戶承包，再加上小型農業機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糧田的減少，牛作為主要的生產資料逐漸成為歷。現在農民養牛的目的，基本上是養肥了賣肉，社會的商品化，改變了牛的歷史地位，農民與牛的感情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過去，人們常常詛咒那些殺牛的人，說他們死後不得好報，現在，殺牛跟殺豬一樣，成了司空見慣之。這個時期，我們的文學也失去了它的神聖和尊嚴，文學創作，也正在變成一種商品生。

    我馬馬虎虎地感到，幾十年來，牛的遭遇與文學的遭遇很是相似，農民的養牛史，活像一部當代文學。我估計會有很多人反對我的 研究成果 ，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陽春白雪，但學不會，只能是什麼人說什麼。

    最後，我想說，搞文學的同志們，不要悲觀，更不要絕望，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農民無論怎樣變化，為了耕田而被飼養的牛還是會存在的，因此純粹的文學還是會存在。我想《小說月報》之所以獎勵我，並不是因為我的這篇小說寫得有多麼好，他們獎勵的是我這種為了耕田才養牛的精。

    中國作家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其實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能來三五十人聽講（其中多半還是自己的同胞），已經很不錯，有時候來上三五人，你如果還想拿出事先寫好的講稿讀一遍，那離精神病也就不遠。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進飯館，喝著吃著，該說點什麼就說點什。二是中國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範圍內，給他一個題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滿嘴拌蒜，把那些說了多少遍的陳詞濫調再重複一遍而。真正的演講，絕對不能捧著稿子念，應該像列寧那樣，把雙手解放出來，把頭抬起來，用眼睛和臉上豐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廣眾進行交。要揮手，叉腰，身體往前探出去，然後再仰起來，要不時地在台上走動，要仿佛是表演，但又沒有半點的表演痕跡；要讓你的語言像水一樣流出來，像火焰一樣噴出來，而不是像牙膏一樣擠出。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為了譁眾取寵而胡言亂。要讓你語言的內在邏輯力量像萬能的觸角把聽眾牢牢地鉗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論陷。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列寧，他生了一個碩大的腦袋，腦漿也比常人重幾十。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有驚人的記憶力，有豐富的學識和天然的邏輯，他往台子上一站，聽眾（也是觀眾）立即就被催眠。列寧，請想想他那模樣吧，那是真正的奇人異相，是真正的天。想學他？怎麼可能？公雞想學老鷹，儘管也能勉強地飛起來，翅膀單薄，屁股下沉，那個狼狽勁兒，還不如說是掙。我輩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就像公雞學飛，飛起來也是一景，但實在是慘不忍。通過這事我想到，許多事情是學不會也不能學。風流不能學， 是大才子自風流 ；不是風流種子學風流，那是自取滅。貴族姿態不能學，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定在敗家之後，家中只餘一個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還是要胸掛潔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切割著桌子上的窩頭和鹹菜，往嘴裡。暴發戶愛鑲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個作家外邊穿了一條名牌褲子，裡邊穿了一條名牌褲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難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一塊白布fèng在屁股上，上邊寫著：內穿名牌褲衩一條，價值三百餘。使用金叉銀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擺著鮮花，但還是不像，還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僅有幾個錢，距離貴族還很遙。要慢慢來，熬過三代之後，到了孫子輩上，貴族氣大概就有一點。那個往屁股上fèng帖子的老兄實在是笨，你把名牌褲衩穿在名牌褲子外邊不就行了嗎？內衣外穿，真正的時髦，領導服裝新cháo。要不就把褲腰截短，前露肚臍，後露腚溝，顯出名牌褲衩的蕾絲花邊----我不知道什麼叫蕾絲花邊，從許多新cháo作家的書里看到，凡名牌必有蕾絲花。

    早年在農村，我一個叔叔當生產隊的隊長，早晨要早起敲鐘，派活，晚上要給那麼多社員定工分，雞一口鴨一口，爹一份娘一份，少有差池，立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無論多麼難纏的角色都能擺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當時我就立志：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但當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後，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著我說：就你？三腳踢不出一個屁來還想當隊長？知道不？當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過來說就是 好口才帶著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給瓦解。後來，為了有朝一日能當個官，我也曾站在樹林子裡練習演講，姿態難看，聲音難聽，連樹都羞慚得渾身發抖，葉子嘩啦啦。

    我叔叔是土天才，經常在夏夜的打麥場上對著社員發表演。天南海北，驢頭扯到馬腚上，但聽起來趣味盎然，不亞於單口相。一邊說還一邊把光脊樑拍得啪啪響，估計是拍蚊。他的口才為什麼那樣好？他肚子裡怎麼會有那樣多要說的話？他怎麼能把話說得滔滔不絕好像話是從他的嘴裡流出來的而不是用腦子想出來的？

    因為叔叔的榜樣，我從小就對口才好的人十分敬。我覺得能夠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來的大人。當年在農村無書可讀，偶然得到了一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的法庭上為自己也是為共產國際所作的陳述和辯護，那犀利的語言鋒芒，排山倒海般的語言氣勢，令我熱血澎湃，心馳神往，他的演講甚至影響了我的小說語。《三國演義》里誇獎英才時經常使用 辨才無礙 這個詞，譬如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張松，無一不是雄辯。 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 ， 白馬非馬。到了近代，如果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大官，不把嘴皮子練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幾十年前，在大陸的南部邊境，發生過一次戰爭，我看過一個送敢死隊上前線的錄像，敢死隊員們穿著迷彩服，全副武裝，個個神色肅穆，遠處的小山上槍聲不斷，硝煙滾滾，這時候，一個軍政委，走到隊伍前，左手拿著一張稿紙，右手端著一杯酒，念著慷慨激昂的。我心裡想，一個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飯的人，在這樣的關頭，三分鐘的講話，還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樣混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上----但話又說回來，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練出來。當年我躲在小樹林裡背誦著季米特洛夫的詞兒練習演說，對著樹時，好像也能眉飛色舞抑揚頓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嚨發緊，額頭冒汗，無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詞兒忘得乾乾淨淨，腦子裡一片空。讓一個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個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這樣一個笨嘴拙舌而又滿心想練好口才當大官的人，見到 辨才無礙 的人沒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隊伍里很少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哪裡去了呢？有人說是當官去。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實在是一般般，他們講的話都是一個調調，毫無幽默感，更沒有個人的語言風。說話流暢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說。真正的演說，每次都是創造，每次都不重複，每次都能說出自己的話，而不是背誦別人的話或是把別人的話改頭換。只能這樣說：真正的演說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據說五百年才出一。讓我們等候著大演說家的誕生，也許等得到，多半是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