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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6 13:16:39 作者: 莫言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干,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因為 文化大革命 ,我與張老師鬧翻了。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 文化大革命 斷送了我的錦繡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村裡有一個被遣家勞改的 右派 ,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我問他: 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 他說: 豈止是不用放牛! 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
1973年,我跟著村里人去昌邑縣挖膠萊。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cháo澎。夜裡,躺在地窖子裡,就想寫小。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念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老支書宣布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對象,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jian的爹,但 文革 中 媽媽 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 四人幫 鬥爭的。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里搖頭擺。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 行啊,小伙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干問題,當了政治教。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
《紅高粱家族》是我創作的九部長篇中的一部,但它絕對是我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因為迄今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時候,往往代之以 《紅高粱家族》的作者。這部小說的第一部《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最初的靈感產生帶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學創作討論會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戰爭中度過。老一輩作家親身經歷過戰爭,擁有很多的素材,但他們已經沒有精力創作了,因為他們最好的青春年華耽擱在 文革 當中;而年輕一代有精力卻沒有親身體驗,那麼他們該怎樣通過文學來更好地反映戰爭反映歷史呢?
當時我就站起來說: 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這個缺。沒有聽過放槍放炮但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但我見過殺豬甚至親手殺過雞;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但我在電影上見。因為小說家的創作不是要複製歷史,那是歷史學家的任。小說家寫戰爭----人類歷史進程中這一愚昧現象,他所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也可以寫戰。
我發言以後,當場就有人嗤之以。事後更有人說我狂妄無知,說我是 小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 ,說我是碟子裡扎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創作生涯中,有好幾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懸崖。為了證明自己觀點的正確,我必須馬上動筆,寫一部戰爭小。但在落筆之前,很是費了一番斟。我發現 文革 前大量的小說實際上都是寫戰爭的,但當時的小說追求的是再現戰爭過。一部小說,常常是從戰前動員開始寫到戰役的勝利,作者注重的是戰爭過程,而且衡量小說成功與否的標準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現了戰爭的過。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這樣寫絕對寫不過經歷過戰爭的老作家,即便寫得與老作家同樣好也沒有意。我認為,戰爭無非是作家寫作時借用的一個環境,利用這個環境來表現人在特定條件下感情所發生的變。譬如前蘇聯的著名電影《第四十一》,寫了一個苦大仇深的紅軍女戰士,在親手擊斃了四十個白匪軍之後,擔任了一次押送俘虜的任。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部隊被打散,她與一個英俊漂亮、很有藝術修養的白匪軍官流落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上,天長日久,兩個人產生了感情,開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階級身份忘記。突然有一天,來了一條白匪的大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甦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這就是所謂的 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禁錮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我小時候,氣候也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泛濫,種矮稈莊稼會淹死,只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稈很。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在 我爺爺 和 我奶奶 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稈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裡上。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里,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象徵了民族精。確定了這個框架後,我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在新時期文壇產生過影響的作品的初。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先是游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鬼子一個小隊,燒毀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過了幾天,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回來報復,游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鬼子就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裡的房屋全部燒。
《紅高粱》塑造了 我奶奶 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並造就了電影《紅高粱》中的扮演者鞏。但我在現實中並不了解女性,我描寫的是自己想像中的女。在30年代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像我小說里所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 我奶奶 也是個幻想中的人。我小說中的女性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區別的,雖然她們吃苦耐勞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種浪漫精神是獨特。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里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 我奶奶 、 我爺爺 ,既是第一人稱視角又是全知的視。寫到 我 的時候是第一人稱,一寫到 我奶奶 ,就站到了 我奶奶 的角度,她的內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達出來,敘述起來非常方。這就比簡單的第一人稱視角要豐富得多開闊得多,這在當時也許是一個創。
有人認為我創作《紅高粱家族》系列作品受到了馬爾克斯的影響,這是想當然的猜。因為馬爾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獨》的漢譯本1985年春天我才看到,而《紅高粱》完成於1984年的冬天,我在寫到《紅高粱家族》的第三部《狗道》時讀到了這部了不起的。不過,我感到很遺憾----為什麼早沒有想到用這樣的方式來創作呢?假如在動筆之前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作品,估計《紅高粱家族》很可能是另外的樣。我認為,像我這種年紀的作家毫無疑問都受到了西方文學的影響,因為在80年代以前中國是封閉的,西方文學發生了哪些變化,有哪些作家出現,出現了哪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們是不知道。改革開放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學被翻譯進來,我們有一個兩三年的瘋狂閱讀時期,這種影響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從而不知不覺地就把某個作家的創作方式轉移到自己的作品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