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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晚，帶著書、衣服、藥品、食物等諸多在這三天裡有可能用得著的東西，搭計程車去趕考。我們很運氣，女兒的考場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內培訓中心定了一個有空調的房間，這樣既是熟悉的環境，又免除了來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說：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說，是的，這是佛祖的保佑。坐在計程車上，看到車牌照上的號碼尾數是575，心中暗喜，也許就能考575分，那樣上個重點大學就沒有問題了。車在路口等燈時，側目一看旁邊的車，車牌的尾數是268，心裡頓時沉重起來。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趕快看後邊的車牌尾數，是629，心中大喜，但轉念一想，女兒極不喜歡理科而學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麼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車過了三環路，看到一些學生和家長背包提籃地向幾家為高考學生開了特價房間的大飯店擁去。雖說是特價，但每天還是要400元，而我們租的房間只要120元。在這樣的時刻，錢是小事，關鍵的是這些大飯店距考場還有一段搭車不值的步行又嫌遠的尷尬距離，而我們的房間距考場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蠻是感動，為了這好運氣。

    安頓好行李後，女兒馬上伏案複習語文，說是 臨陣磨槍，不快也光 。我勸她看看電視，或者到校園裡轉轉，她不肯。一直複習到深夜十一點，在我的反覆勸說下，才熄燈上床。上了床也睡不著，一會兒說忘了《牆頭馬上》是誰的作品，一會兒又問高爾基到底是俄國作家還是蘇聯作家。我索性裝睡不搭她的話，心中暗暗盤算，要不要給她吃安定片。不給她吃怕折騰一夜不睡，給她吃又怕影響了腦子。終於聽到她打起了輕微的鼾，不敢開燈看表，估計已是零點多了。

    凌晨，窗外的楊樹上，成群的麻雀齊聲噪叫，然後便是喜鵲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鳥叫聲把她吵醒，但她已經醒了。看看表，才四點多鐘。這孩子平時特別貪睡，別說幾聲鳥叫，就是在她耳邊放鞭炮也驚不醒，常常是她媽搬著她的脖子把她搬起來，一鬆手，她隨即躺下又睡過去了，但現在幾聲鳥叫就把她驚醒了。拉開窗簾，看到外邊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鵲還在叫。我心中歡喜，因為喜鵲叫是個好兆頭。女兒洗了一把臉又開始複習，我知道勸也沒用，乾脆就不說什麼了。離考試還有四個半小時，我很擔心到上考場時她已經很疲倦了，心中十分著急。

    早飯就在學校食堂里吃，這個平時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時一點胃口也沒有。飯後，勸她在校園裡轉轉，剛轉了幾分鐘，她說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搞清楚，然後又匆匆上樓去複習。從七點開始，她就一趟趟地跑衛生間。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當年鬧日本的時候，一聽說日本鬼子來了，我奶奶就往廁所跑。解放後許多年了，我們惡作劇，大喊一聲：鬼子來了!我奶奶馬上就臉色蒼白，把提著褲子往廁所跑去。唉，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樣可怕了。

    終於熬到了八點二十分，學校里的大喇叭開始廣播考生須知。我送女兒去考場，看到從培訓中心到考場的路上拉起了一條紅線，家長只許送到線外。女兒過了線，去向她學校的帶隊老師報到。

    八點三十分，考生開始入場。我遠遠地看到穿著紅裙子的女兒隨著成群的考生湧進大樓，終於消失了。距離正式開考還有一段時間，但方才還熙熙攘攘的校園內已經安靜了下來，楊樹上的蟬鳴變得格外刺耳。一位穿著黃軍褲的家長仰臉望望，說：北京啥時候有了這玩意兒？另一位戴眼鏡的家長說：應該讓學校把它們趕走。又有人說：沒那麼懸乎，考起來他們什麼也聽不到的。正說著蟬的事，看到一個手提著考試袋的小胖子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人們幾乎是一起看表，發現離開考還有不到十分鐘了。幾個帶隊的老師迎著那小胖子跑過來，好像是責怪他來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搖大擺地向考場走。家長們都被這個小子從容不迫的氣度所折服。有的說，這孩子，如果不是個最好的學生，就是一個最壞的學生。穿黃褲子的家長說，不管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他的心理素質絕對好，這樣的孩子長大了可以當軍隊的指揮官。大家正議論著，就聽到從學校大門外傳來一陣低聲的喧譁。於是都把身體探過紅線，歪頭往大門口望去，只見兩個漢子架著一個身體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進來。那男生的腿就像沒了骨頭似的在地上拖拉著，脖子歪到一邊，似乎支撐不了腦袋的重量。一個中年婦女----顯然是母親----緊跟在男孩的身後，手裡拿著考試袋，還有毛巾藥品之類的東西，一邊小跑著，一邊抬起胳膊擦著臉上的汗水與淚水。一群老師從考試大樓里跑出來，把男孩從那兩個男人手裡接應過去，那位母親也被攔擋在考試大樓之外。紅線外的我們，一個個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樣子，有的嘆氣，有的低聲咕噥著什麼。我的覺悟不高，心中有對這個帶病參加考試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慶幸，不管怎麼說，我的女兒已經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場裡，現在已經拿起筆來開始答題了吧。

    考試正式地開始了，蟬聲使校園裡顯得格外安靜。我們這些住在培訓中心的幸運家長，站在樹陰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門外強烈陽光里的家長們，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為我們事先知道了培訓中心對外營業的消息，因為我們花了每天120元錢，我們就可以站在樹陰里看著那些站在烈日下的與我們身份一樣的人，可見世界上的事情，絕對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這高考，本身也存在著很多不公平，但它比當年的推薦工農兵大學生是公平的多了。對廣大的老百姓的孩子來說，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經過考試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薦，譬如各種加分，都存在著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長回房間裡去了，但大多數的家長還站在那裡說話，話題飄忽不定，一會兒說天氣，說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會兒又說當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隨便，不像現在的如臨大敵。學校的保安過來干涉，讓家長們不要在校園內說話，家長們很順從地散開了。

    將近十一點半時，家長們都把著紅線，眼巴巴地望著考試大樓。大喇叭響起來，說時間到了，請考生們立即停止書寫，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兒的年級主任跑過來，興奮地對我說：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題與我們海淀區二模卷子上的題幾乎一樣!家長們也隨著興奮起來。一位不知是哪個學校的帶隊老師說：行了，明年海淀區的教參書又要大賣了。

    學生們從大樓里擁出來。我發現了女兒，遠遠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揚，心中感到有了一點底。看清了她臉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聽她說：感覺好極了，一進考場就感到心中十分寧靜，作文寫得很好，題目是 天上一輪綠月亮 。

    下午考化學，散場時，大多數孩子都是喜笑顏開，都說今年的化學題出得比較容易，女兒自覺考得也不錯。第一天大獲全勝，趕快打電話往家報告喜訊。晚飯後，女兒開始複習數學，直至十一點。臨睡前，她突然說：爸爸，下午的化學考卷上，有一道題，說 原未溶解…… 我審題時，以為卷子印錯，在 原未 的 未 字上用鉛筆寫了一個 來 字，忘記擦去了。我說這有什麼關係？她突然緊張起來，說監考老師說，不許在卷子上做任何記號，做了記號的就當作弊卷處理，得零分。我說你這算什麼記號？如果這也算記號，那作文題目是不是也算記號？另外，即便算記號，你知道誰來判你的卷子？她聽不進我的話，心情越來越壞，說，我完了，化學要得零分了。我說，我說了你不信，你可以打電話問問你的老師，聽聽她怎麼說。她給老師打通了電話，一邊訴說一邊哭。老師也說沒有事。但她還是不放心。無奈，我又給山東老家在中學當校長的大哥打電話，讓他勸說。總算是不哭了，但心中還是放不下，說我們是在安慰她。我說：退一萬步說，他們把我們的卷子當成了作弊卷，給了零分，我們一定要上訴，跟他們打官司。爸爸認識不少報社的人，可以藉助媒體的力量，把官司打贏……

    凌晨一點鐘，女兒心事重重地睡著了。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禱告著：佛祖保佑，讓孩子一覺睡到八點，但願她把化學卷子的事忘記，全身心地投入到明天的考試中去。明天上午考數學，下午物理，這兩項都是她的弱項……

    1967年冬天，我十二歲那年，臨近春節的一個早晨，母親苦著臉，心事重重地在屋子裡走來走去，時而揭開炕席的一角，掀動幾下鋪炕的麥糙，時而拉開那張老桌子的抽屜，扒拉幾下破布頭爛線團。母親嘆息著，並不時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牆上的白菜。最後，母親的目光鎖定在白菜上，端詳著，終於下了決心似的，叫著我的辱名，說：

    社斗，去找個簍子來吧…… 娘， 我悲傷地問， 您要把它們……

    今天是大集。 母親沉重地說。

    可是，您答應過的，這是我們留著過年的…… 話沒說完，我的眼淚就涌了出來。

    母親的眼睛濕漉漉的，但她沒有哭，她有些惱怒地說： 這麼大的漢子了，動不動就抹眼淚，像什麼樣子？!

    我們種了一百零四棵白菜，賣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這三棵了……說好了留著過年的，說好了留著過年包餃子的…… 我哽咽著說。

    母親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臉上的淚水。我把臉伏在母親的胸前，委屈地抽噎著。我感到母親用粗糙的大手撫摸著我的頭，我嗅到了她衣襟上那股揉爛了的白菜葉子的氣味。從夏到秋、從秋到冬，在一年的三個季節里，我和母親把這一百零四棵白菜從嬌嫩的芽苗，侍弄成飽滿的大白菜，我們撒種、間苗、除糙、捉蟲、施肥、澆水、收穫、晾曬……每一片葉子上都留下了我們的手印……但母親卻把它們一棵棵地賣掉了……我不由得大哭起來，一邊哭著，還一邊表示著對母親的不滿。母親猛地把我從她胸前推開，聲音昂揚起來，眼睛裡閃爍著惱怒的光芒，說： 我還沒死呢，哭什麼？ 然後她掀起衣襟，擦擦自己的眼睛，大聲地說： 還不快去!

    看到母親動了怒，我心中的委屈頓時消失，急忙跑到院子裡，將那個結滿了霜花的蠟條簍子拿進來，賭氣地扔在母親面前。母親高了嗓門，聲音凜冽地說： 你這是扔誰？!

    我感到一陣更大的委屈湧上心頭，但我咬緊了嘴唇，沒讓哭聲衝出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