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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我覺得你的小說有兩大嗜好，第一，你喜歡寫小人物，第二，你迷戀死亡的主題，而且這兩種嗜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你的筆下，小人物往往活得平常，死得蹬踐，他們幾乎都死於非命，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無價值，如《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為了追回兩毛錢；《灰呢絨鴨舌帽》中的老柯為了追一隻鴨舌帽，小人物執著於無意義的小事是他們應付現實、消耗生命的方式？你僅僅是為了感嘆生命的無常嗎？我小說中的人物鮮有階層標誌，也就是說我從未刻意寫某一個階層的生活，至於生活在香椿樹街的人們他們肯定是小人物，所謂小人物的主要特徵是他們關心柴米油鹽勝過政治、藝術和新聞，他們不考慮生活的意義而只關心怎麼生活下去，這恰恰是我所熟悉的香椿樹街的普遍的生活。我從不鄙視這樣的生活，但我有義務審視這樣的生活，《一個禮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為例、追回兩毛錢確實可說是他應付生活的常態，是他生活中的政治和哲學，但我需要說明的是死亡與其並無任何因果關係，死亡是另一個巨大的文學主題，它可以覆蓋所有的小說空間，並不只對小人物產生特殊的意義，生命無常是一種常識，但對於生命的形態我們永遠有話可說，可以說出許多小說來。

    10.作家寫一個長篇小說總是要醞釀很長時間，你在寫作長篇的時候要作哪些準備？會在漫長的醞釀過程中作一些筆記，有時候是一句話，有時候是一段情節的提示、用以幫助喚起所有自以為精彩的記億。寫長篇對於一個生性懶怠的人是一種挑戰和壓迫，寫長篇的那些日子你似乎有肩扛一座大山的體驗和疲憊。我不明白為什麼作家都要寫長篇，為什麼不像博爾赫斯、契詞夫那樣對它敢於翻白眼。奇怪的是人們大多認為長篇小說是作家的得分或責任，而不是短篇或別的什麼。

    11.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中有沒有你特別看重的作品？是哪幾部？為什麼？當然有我看重的作品，但我確實不習慣談論那些我喜歡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在文章中談。假如要談也需要像納市科夫談福樓拜那樣地談，那才是作家談論作家的方式。

    12.從你的寫作實踐來看，文學批評對你的創作有意義有影響嗎？創作與批評的關係其實是同床異夢的關係。作家與批評家躺在文學的大床上，肌膚相親，但是他們作不同的夢，相對來說作家是很自戀的一群，他們對批評的關心其實只是出於對自己的關心。

    13.作家這個稱謂對於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很簡單，意味著把我的一生變成文字，把文字變成我的一生。

    14.我們正處於世紀未的時空中，你覺得九十年代的文壇和八十年代的文壇有什麼不同？在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中有沒有世紀末的心態或情緒？你對「世紀末心態」或「世紀末思潮」的提法如何評價？九十年代的文壇其實比八十年代的文壇要冷清許多孤寂許多，我從未想過用我個人觀點去評價它們的不同，每一種個人立場都能形成一種觀點，我總是試圖透過發言者的觀點看清他的立場，因此作出自己的判斷，我喜歡這麼一種說法，一切留待後人去評說，因為那時候沒有當事人了、後人的立場觀點因此是比較公正和客觀的。

    批評家們總是試圖概括和鑑定他們眼中的文學，這是他們的工作。我出於尊重個人的習慣尊重他們的工作，我能做到彬彬有禮，但說實在的我對此缺乏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