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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其實都是可以改的，只不過看你願不願意改。這我也知道，我的不改其實多半是出於畏難情緒，不願輕易去動自己身上的半根毫毛，說起來不可思議，這竟然是對自己的一種愛惜了。我懂得健康知識，但有時候思維不免是非科學化的，自己給自己打氣說：我為什麼要按照健康知識來生活？我為什麼為了那未知的健康捨棄這已有的快樂？

    像我這樣的吸菸者都陷入了一種知錯不改的困境，如此便為自己尋找一些古怪的藉口。有個吸菸的朋友向我轉述一個吸菸的醫生的話，那醫生說，吸菸不可怕，只要同時喝茶，香菸里的有害物質就會過濾掉許多。這正中我下懷，因為我恰恰是又吸菸又嗜茶的。還有一個朋友的理論更加令人心跳，他舉出自己的兩個親人的例子來證明戒菸的壞處，說他父親吸了一輩子煙，沒事，突然注意起健康來了，戒菸。戒了幾個月，就戒出肺癌來了，死了。還有他的哥哥也是，吸菸的時候沒事，戒菸又戒出一個肺癌，現在正在醫院裡。

    我信奉科學，我有一定的健康知識。所以我對所有違背科學的理論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在吸菸問題上我始終愚昧，聽到上面那兩位朋友的話，明明知道是以偏概全的歪理，心裡卻是如釋重負。可見有的人是不依據知識來生活的，有的人甚至願意以健康為代價，對科學翻白眼。我就是這種人，我拿自己也沒有辦法。我的態度就是這麼簡單粗魯，喜歡吸就吸，去他媽的，不管那麼多。 這裡說的是紙上的美女，意思接近於紙上談兵，意思就是說本人對美女並無超出常規的欲望和非份之想。這裡說的美女我從來都沒見過，都是在紙上見到的，沒有聽到她們說話（錯別字或者髒話），沒有聞到她們的體昧（香水或者狐臭），所以覺得她們真的特別、特別的、美、完美、迷人。

    美女們或者已經香銷玉隕，或者正是風華正茂，她們在大大小小彩色黑白的照片上生活，露出了滿足的撫媚的笑容。美女們一旦逃出照片，就是一個穿襲皮大衣或者香耐兒時裝的絕代佳人，她們深知肖像權不可侵犯，她們用手擋著攝影記者手中的照相機鏡頭，說，走開，不准債拍！但總有另外一些攝影記者艷福不淺，他們用不知名的手段獲得了這種權利，於是我們便在畫冊、報紙、寫真集上看見了那麼多平時不易看見的美女。

    照片上的美女不管是羞羞答答還是熱情如火，她們公開地向我們出售美麗了，我們都是一些好顧客，我們用幾角錢或者幾塊錢購買了一份複製的美麗。

    但是真正的美麗恰恰是不可複製的，美麗的質品不是美麗，所以我們欣賞過美女雲集的畫報後就隨手一扔，最後把它廉價賣給上門收購廢品的小販，據說，小販們會把收購來的康紙賣給煙花廠炮仗廠，這個過程想起來就令人心痛，那麼多的美女最後一律在空中爆炸，竟然化為一些硝煙和紙屑！

    真正的美麗其實是藏在照片的後面，需要捕捉和想像的。就像周璇，就像瑪麗蓮。夢露，她們的美麗不是依靠照相機成全的，恰恰是他們的美麗成全了一張照片，一個攝影師，一個關於美麗的記憶。

    美麗是一種命運，它沒有什麼共同體。因此我們不要對模仿夢露模仿周璇的照片抱什麼指望，夢露和周璇的美麗已經隨著她們的死亡而告別人間，美麗是獨特的，不可衍生的，因此我們如今只能對著殘存的幾張遺照去懷念去想像那一份美麗。

    人們在紙上搜尋美麗，那大概是因為美麗的藥效，美麗可以用來寬慰他們受傷的眼睛，對於所有醜惡的現實來說，美麗無接治本，都能夠安神醒腦。對於所有欲望強盛的人來說，美麗仿佛金銀財寶，激發索取和占有的欲望，於是便有了追逐，有了競爭，有了格鬥，有了流血，有了無數衝冠一怒為紅顏的故事。如此說來，美麗也能變成一種毒藥？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要說的其實還是那些照片，本著和平安定的原則，美女們的照片就是好東西，照片無論如何不會惹出什麼禍水來，因此美女們的天姿國色躲在一個安全島上，對於社會對於男人都是一大幸事。

    只能看不能碰，既然已經成為公共準則，我們大家就都沒什麼意見。 奧斯威辛集中營里的倖存者們不會同意拙文的這個題目，把廣告和弦西斯等同起來不兔會有現代人無病呻吟之嫌。曾經讀到一個猶太受難者的回憶，回憶他在集中營里的時候是多麼想讀一份報紙，我一方面被深深地打動，腦子裡卻同時浮起一個不可饒恕的念頭，我想要是那個作者恰好得到了一頁報紙，恰好那是報紙的廣告版，這個可憐的渴望文字渴望信息的人將會如何閱讀這張報紙？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暴力，前人們萬萬想不到和平年代裡有一種暴力來自媒體，準確他說，是來自媒體中張牙舞爪無所不在的廣告。不管你想不想，不管你要不要，這些廣告用或者謅媚、或者焦急、或者強暴的語氣讓你買這個，買那個，你不感興趣，你可以不去看它，但是要擺脫是不容易的，這就像當年猶太人要逃脫法西斯的魔掌一樣，不是由你說了算。假如你緊捂著一顆煩躁的心（同時捂著口袋裡的錢包）回到家裡，狠可能看見一個年輕人從樓上的鄰居家下來，向你微笑，說他是某某保險公司的，他來跟你談參加某某保險的事，這樣的不速之客通常彬彬有禮，有時一陣急促的敲門聲讓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推開門，看見一個面色鐵青的漢子站在你家門前、手裡拿著一把嶄新的刀口閃亮的菜刀，讓你靈魂出竅，來人一說話，才知道他不是兇手，原來是來推銷菜刀的。

    我們刀耕火種的先輩們絕對想不到他們的後人會被過剩的商品所圍剿，我們戎馬佳餾的先輩絕對想不到後代們天天在廣告的槍彈下無處藏身。有一次與朋友聊天，談起電視廣告，每個人都有最恐懼的廣告記憶。我最害怕的是電視裡的某個飲料廣告，一個傢伙用手抓著兩罐飲料說，兩罐，擋不住！不知怎麼我總是有一種兇險的聯想，是：兩槍，擋不住！心悸之餘不禁迷惑：這廣告做得也太性急，真是好東西買一罐嘗嘗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讓人買兩罐呢？還有一個廣告，性子倒不急，用的是很常見的親熱的以情感人的方法，一個男歌手在屏幕後面如泣如訴地歌唱一瓶礦泉水，歌詞大意是自從有了這種礦泉水，大家就實現了歡喜和夢想，雖然當他是自說自話，但細細品味會把你弄個大紅臉，想想我們百姓再怎麼胸無大志，也不至於讓一瓶礦泉水做了歡喜和夢想，況且那個男歌手的舌尖發音也有問題，他竟把歡喜唱成「歡死」，夢想唱成「夢瘍」，聽上去很不吉利。

    據說有電視台做過民意調查，問觀眾喜歡不喜歡廣告，結果是喜歡率為零。即使這樣電視台廣告照做，假如要逃避電視廣告總有辦法，可以及時換台，但有的廣告是天羅地網，你只有束手就擒，就比如我家樓梯上的那些因地制宜的疏通管道的廣告，打磨地板的廣告，它們是用一種黑色油墨牢牢地印在樓梯台階上的，從一層到我家所住的六層，每一層都有許多熱情萬丈的電話號碼，它們有點屈尊地守在你的腳下，我每天回家時這些電話號碼都列隊歡迎我，但我一點也不領情，我看透了這些故作謙遜的電話號碼，我情願舉起雙手告訴它們，來逮捕我吧，你們這些法西斯！

    你們這些接西斯！ 生於六十年代，對我來說沒什麼可抱憾，也沒什麼值得慶幸的，嚴格地來說這是我父母的選擇。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會和我姐姐一樣上山下鄉，在一個本來與己毫不相干的農村度過青春年華，假如我晚生十年，我會對毛主席語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名詞茫然不解，但這又有什麼關係？所有的歷史都可以從歷史書本中去學習，個人在歷史中常常是沒有註解的，能夠為自己作註解的常常是你本人、不管你是哪一個年代出生的人。歷史總是能恰如其分地湮沒個人的人生經歷，當然包括你的出生年月。

    生於六十年代，意昧著我逃脫了許多政治運動的劫難，而對劫難又有一些模糊而奇異的記憶。那時還是孩子，孩子對外部世界是從來不做道德評判的，他們對暴力的興趣一半出於當時教育的引導，一半是出於天性，我記得上小學時聽說中學裡的大哥哥大姐姐讓一個女教師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後他們從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師就從山頂上滾落在地上。我沒有親眼見到那殘酷的一幕，但是我認識那個女教師，後來我上中學時經常看見她，我要說的是這張臉我一直不能忘懷，因為臉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積的疤瘢經過這麼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臉上。我要說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姬們中間許多人是有作惡的記錄的，可以從諸多方面為他們的惡行開脫，但記錄就是記錄，它已經不能抹去。我作為一個旁觀的孩子，沒有人可以給我定罪，包括我自己，這是我作為一個六三年出生人比他們輕鬆比他們坦蕩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對文革一無所知的七十年代人複雜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

    中國社會曾經是一個很特殊的社會，現在依然特殊，我這個年齡的人在古代已經可以抱孫子了，但目前仍然被習慣性地稱為青年，這樣的青年看見真正的青年健康而充滿生氣地在社會各界闖蕩，有時覺得自己像一個假冒偽劣產品，這樣的青年看到經歷過時代風雨的人在報紙電視談論革命談論運動，他們會對身邊的年輕人說，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我可是都知道。但是他們其實是局外人、他們最多只是目擊者和旁觀者。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些人，在當今中國社會處於承前啟後的一代，但是他們恰拾是邊緣化的一代人。這些人中有的在憤世嫉俗中隨波逐流，有的提前邁人中老年心態，前者在七十年代人群中成為臉色最灰暗者，後者在處長科長的職位上成為新鮮血液，孤獨地死自流淌著，這些人從來不考慮生於六十年代背後隱藏了什麼潛台詞。這些人現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代，同樣艱難的生活正在悄悄地磨蝕他們出生年月上的特別標誌。這一代人早已經學會向現實生活致敬，別的，隨它擊吧。

    一代人當然可以成為一本書，但是裝訂書的不是年月日，是一個乙乙乙乙乙個的人，寫文章的入總是這樣歸納那樣概括，為賦新詞強說愁，但是我其實情願製造一個謬論：群體在精神上其實是不存在的，就像那些在某個時間某個婦產醫院同時降生的嬰兒，他們離開醫院後就各奔東西，儘管以後的日子裡這些長大的嬰兒有可能會相遇，但有一點幾乎是肯定的：他們誰也不認識誰。 一打人有理

    大凡人群聚集之地都有些風俗民情，有些古洲諺語代代流傳。中國人常說的子不教父之過、恨鐵不成鋼、打是親罵是愛是一個針對子女教育的系列理論。在許多中國家庭里，它已經成為一種家庭暴力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