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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有一部分藝術也被我們永遠釘進了棺材之中，就像義大利人再也不能在集市上聽到法利內利的歌聲，就像沉穩實幹的德國人無論如何努力，再也不能複製新的科隆大教堂。這是崇尚自然的現代人自己作出的選擇，或許誰也設想到，追求藝術的真謗有時恰好是在毀滅藝術，人們並不自知，只是在偶爾的回首之時，看見自己的身後隆起了一座座藝術之墳。

    前不久在雜誌上讀到一個作家談及文學和舞蹈的文字，大意是反對在創作中戴鐐銬跳舞，認為現代舞健康舒展而芭蕾病態等等。這不是個謬論，因為在某種創作境界的闡述上它完全正確，但是我意識到在涉及文學藝術的本質時它的指向有點似是而非。不知怎麼就想到了信天游，想到陝西的一個民間歌唱家在唱信天游的時候，有專家在一邊旁聽，結果宣布他的聲音之高度超過了帕瓦羅帝的高音。不必將西洋歌劇和信天游作出井水不犯河水的鑑別，信天游的歌聲通常被認為是未經雕琢的自然的民間藝術，但是當我們同時或者分別靜聽信天游的高音和帕瓦羅帝的高音時，我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這兩種高音同樣是純技巧的、不自然的聲音，判斷前者的高音渾然天成與讚美後者自然舒展一樣都顯得口是心非，更加今人驚訝的是這個令人擔憂的高音上，信天游歌手的拼命一搏加深了信天游天生的悲搶，而帕瓦羅帝明顯的美聲技巧使歌劇華美的氣氛也到達了高xdx潮。

    有一種事實人們不容易看清，藝術產生的過程天生不是一個追求自然的過程，因此藝術中的鐐拷其實是藝術的一部分，就像美聲唱這的發聲方弦，它對胸腔、喉頭、鼻腔的控制與運用其實接近於科學，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想唱就唱的自然境界，而所有著名的男商音女高音在演唱會上常常大汗淋漓，細心的人會發現他們的喉頭像一隻被猛獸追趕的野兔，疲於奔命，面他們的胸腔就像埋藏了一顆炸彈，導線正在燃燒，奇妙的是當你閉上眼睛時令人不快的視覺消失了，你聽見的是美妙的高亢的不可思議的歌聲，你聽見的還有那聲音中的鐐鎊也在發出美妙的和聲，這時候我們可能會想到美聲唱這是什麼，美聲唱弦就是修飾每一個聲音，讓它們比人類天然的聲音更加明亮更加優美。

    信天游的本義不在此，人們知道的信天游是陝北的牧羊人趕著羊群在荒山野嶺中向女性索取愛情的產物，信天游不求登堂人台，相比較於西洋歌劇，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直抒胸臆的民間藝術，人們認為它樸素、自由、奔放，人們認為原汁原味的信天游應該有一種聲嘶力竭的悲搶和熱情，應該有黃土高原的泥土氣息，但人們卻沒意識到一代代的牧羊人重複的其實是祖輩留下的腔調，唱信天游的牧羊人不知道自己的歌聲最終能傳到何方、所以他努力地一聲高一聲低地唱著，不顧歌聲是否動聽，最後當我們這些處在黃土高原以外的人也熟知了信天游，並且知道信天游應該如何哼唱的時候，信天游便成為了一種藝術。它不再是自由的了，我們根據什麼來分辨青海的花兒和信天游呢，我們依靠的就是對「原汁原味」的了解。

    人們難以接受這樣的說法，原汁原味是藝術的鐐銬，但是藝術之所以成為藝術，必不可少的恰好就是這付鐐銬。我們讓人類的思想自由高飛，卻不能想當然地為藝術打開這付鐐拷，藝術的鐐拷其實是用自身的精華錘鍊的，因此它不是什麼刑具。我們應該看到自由可與鐐銬同在，藝術的神妙就在於它戴著鐐銬可以盡情地飛翔。 聶魯達的這韶歌唱勞動者的詩篇是幾乎整個世界的詩歌愛好看的必讀課。年輕浪漫的心、正直樸素的靈魂總是會附和這種熱烈多情的歌唱，從而在心靈深處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我見過的森林是在西雙版納，汽車從景洪向中緬邊境奔駛，途中要穿越大片的一望無際的熱帶森林，我記得那些森林呈現出一種近乎發黑的綠色，那大概是因為百年老樹完全遮擋了陽光，陽光在這樣的森林裡徒勞無功，失去了它美麗的功效，失去了光的層次，因此我的印象中熱帶森林是黑色的、潮濕的。

    我沒去過中國北部的大興安蛤，只是在一些電影或者畫報上見到了那些寒帶森林的照片。照片應該是被攝影師美化過的設計過的，但不知為什麼我固執地認為我沒見過的大興安嶺的森林才是詩歌中歌唱的那種森林，才是聶魯達為之歌唱的森林。

    寒帶的森林在美感上是得天獨厚的，因為山嶺起伏森林也起伏著，因為生長氣候四季分明森林的色彩也隨季節變幻著，因為松柏類樹木天生的雄性氣概森林也顯得剛正不阿、威風凜凜，更因為冬天大雪，滿山大樹銀裝索裹，那裡的森林便成為一個美妙而潔淨的童話世界，當伐木工人踩雪上山，當他們手中的油鋸響起來的時候，我們聽見了勞動的聲音，也聽見了一類詩歌高亢的節奏。

    我是在闡述森林與詩歌的關係嗎？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我生活在距離森林千里之遙的東部城市，只能從家中的水曲柳家具上聞一下已經模糊不清的森林的氣息。但是我還是固執地說，我熱愛森林，並且熱愛著在詩歌中伐木的那些伐木工人。假如這樣的說法有點矯情，那不是我的錯，是聶魯達的錯，或者說是詩歌的錯。

    現在不得不說到生態平衡、保護森林這種拾人牙慧的字眼了。稍有良知的人對此不可能有絲毫的懷疑。長江、嫩江近年的洪水與周邊森林濫砍濫伐有關，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大興安嶺森林停止砍伐，這是關於森林保護的最新信息。我要說的是當我看見電視裡一個新聞記者手握話筒採訪一個伐木工人，讓他談談扔下油鋸以後的打算時，我清晰地看見那個伐木工迷茫的表情，然後他說，不伐樹了，以後就種樹了。

    就在那個瞬間，我覺得想像中的某種勞動的聲音嘎然而止了，某種詩歌的聲音突然暗啞了，聶魯達在遙遠的智利真的死去了。我覺得世界是現實的，講究理性和科學的，許多對勞動的讚美其實一廂情願。我突然意識到世界上有一些勞動天生是錯誤的，就像許多詩歌無論如何優美動聽，它不是真理。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森林之歌，以後關於森林的想像將不再是伐木和喊樹的聲音，在一個全世界植樹的年代，聶魯達不得不去世，我們假如還要歌唱森林，必須要呼喚一個歌唱植樹的詩人。

    這是新的森林的詩篇。伐木者醒來！伐木者醒來了，醒來後他們就帶著捆鋸下山了。這是由熱烈奔放變得冷峻合理的森林的詩篇：伐木者醒來！大家扔下斧子油鋸，回家去吧。至於我們這些通過聶魯達愛上森林的人，你是否要背誦這些新的詩篇，自己看著辦吧。 我最初接觸到大批量的北方人是在北京求學時期，不管是何省的北方人，他們有一個優勢是我等南方佬望塵莫及的，那就是說話的優勢，即使是來自東北腹地的同學，只要輕輕把舌頭一卷，再把行腔輕輕一扳，說出來的就是大差不差的普通話，而我們幾個來自南方的同學，即使你努力地把舌頭搞得痙攣了，也不一定能說出普通話來，這個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讓我感到深深的苦惱。

    有一次寒假後返校，我把從家裡帶來的桔子拿出來給大家品嘗，一個同學臉上露出一種狡黠的笑容說，「你請我吃橛子？」我說，「怎麼啦，你不喜歡吃橛子？」那個同學突然生氣地大叫起來，「你才愛吃橛子呢，什麼橛子不橛子的？是桔子，不叫橛子！」那位東北同學的叫聲震聾發聵，使我一下面紅耳赤起來，雖然我不是故意把桔子叫成橛子的我也並不知道在那位同學的老家橛子的意思與排泄物緊密相連，但是我對自己的語音從此有了痛楚的感覺。

    後來我就一直努力摹仿幾個北京同學說話，開始時舌頭部位有點難過，慚慚地就習慣了，不捲舌頭反而不會說話。記得有一位上海同學，我們在一起時他說上海話，我說蘇州話，都是南蠻噘舌，倒也相安無事，但每逢有北京同學加入談話，我們在說完一通普通話後便忍不住相互批評起來，他嫌我亂捲舌頭，我嫌他說話嘶啦嘶啦的，互相都覺得對方說話彆扭，又都認為自己的普通話說得比對方好，結果就讓那位京同學作裁判，我記得他用充滿同情的目光看著我們沉吟了一會兒說、「你們說得還行，不過聽上去一個舌頭長了點，一個舌頭好像又短了一截。」

    我大概是屬於舌頭短了一截的種類，就這樣短著舌頭說了四年的普通話，後來到了南京工作，我已經想不起來剛到南京時是怎樣說話的，據我的相交十餘年的幾個朋友回憶，我當初是說著—口帶京腔的普通話的，光聽我說話沒人猜得出我是南方人。朋友們這麼說，大概不是恭維。假如不是恭維，其中多少又揭露了我的現狀，那些話的潛台詞是：你以為你現在說的是普通話，其實那普通話已經很不標準了。

    大概是人鄉隨俗，我到南京沒幾年就學會了南京話，當南京話說得可以亂真時，我的一口普通話就坐著火車返回北京了。有一次一個多年不見的同學打電話到我家，聽見我的聲音竟然大吃一掠，說，「你的舌頭怎麼了？」我也驚諤，反問道，「我的舌頭怎麼啦？」他說，「怎麼又往前跑啦？又像南蠻噘舌之人！」這個電話讓我百感交集，我想這對於我大概是個無法置換的悲哀，我的舌頭在經歷了多年風雨後，又回到了它原來的位置，說話時忍不住地往前跑，懶得再卷著吸著，它按慣性在我嘴裡運動，我知道我現在說著一口無規無矩的南京腔加蘇州腔的普通話。

    或許這不是我一人的悲哀，人們在漂泊的生活中常常適時適地變換語言，人永遠都比鸚鵡高明聰明，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南腔北調的緣故。 人口流動有其悠久廣闊的歷史，假如追溯幾代而上，今天的城市人無一例外地有著一個異鄉他壤的祖先，他的個人資料中出生地是A城，祖籍一欄中卻是B城，對此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了。

    祖籍對一個城市人意味什麼？意味著某一個遙遠的從未涉足的地方，意味著某一個古代男嬰在那地方狐狐墜地，意昧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來處。

    那是一根看不見的細線，它把城市入與陌生人模糊的家族，鄉村以及人類遷徒史聯結在一起或者說它只是城市人身上形形色色標籤中的一張，恰恰這張標籤對他們的現實生活是無足輕重的。

    從前人們在旅途上閒聊，相鄰而坐的人常常會向對方問如下的問題，先生哪裡人？答話那人報出的地名通常就是他的祖籍，從前在城市街道上很容易看見XX同鄉會，XX會館這樣的處所，從前的人們把老家，同鄉的概念看得很重，這概念也在人們生活中成為一種極為主要的人際關係，因此有許多集體行為的解釋聽來極為簡單，我們是同鄉，我們是一個村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