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頁

    尹小跳從車窗外收回了她的腦袋。車內收音機里正播放著一支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農奴的心兒照亮，找們邁步走在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這是當地音樂台的一個有獎競猜節目，主持人請聽眾猜出歌名和演唱此歌的演員，猜中者可得到一套佳寶牌sod護膚品。不斷有聽眾打進電話，操著福安味兒的普通話把歌名和歌唱者猜來猜去，卻沒有一個人猜得對。畢竟，這歌和唱這歌的老演員對於現在的聽眾是太陌生了。陌生到連音樂台的主持人都覺出了尷尬。尹小跳知道這首老歌的名字，也聽出了那演唱它的人是誰，這使她無形中似乎也加人了這個有獎競猜，雖然她壓根兒就沒打算給這條熱線打過去一個電話。她只是下意識地在心裡把這首老歌唱了許多遍----單唱那最後一句：「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巴扎嘿……」二十多年以前，她和她的同學一起唱這首歌時，就最愛唱最後那個「巴扎嘿！」這是一首西藏翻身農奴歌頌毛澤東的歌兒，顯然那「巴扎嘿」不是一句漢語。就為了它不是漢語，當年的尹小跳才會那麼起勁兒地重複它吧，帶著那麼點兒不明根由的解放感，像念經，又像耍貧。因為想到了耍貧，尹小跳才強迫自己在心裡停止對「巴扎嘿」的重複。她回到了現在，回到了外省省會福安市的計程車上。音樂台的節目已經停上，安靜的計程車座位上鋪著一塊不太乾淨的棉線割花墊子，像從前北方農村姑娘手繡的鞋墊。這使尹小跳每逢坐進這樣的計程車，總有一種坐在炕上的感覺。這就是外省了，她感嘆著。雖然她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她還是習慣性地把這裡的一切和首都相比。無論從心理距離還是從地理距離，北京離她都是那麼近，一直那麼近。這似乎和她生在首都她是北京人有關，不過在多數時間裡，她並不覺得她是北京人，她也不覺得她是外省人是福安人。她覺得她哪裡的人也不是，她經常有點兒賭氣又有點興災樂禍地這麼想。她好像故意要使自己無所歸屬，仿佛只有無所歸屬才可能讓她自由而又自在地高於眼前的城市，讓她鎮靜地、不事矯情地面對所有的城巾和生活。而當她想到鎮靜這個詞的時候，她才明白坐在計程車里的她也許不是那麼鎮靜的，她大概要結婚了。

    她從來也沒結過婚----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兒毛病，好像其他準備結婚的人都結過許多次婚似的。但是，她從來也沒結過婚----她仍然這麼想。她這樣想自己，談不上褒意，也談不上貶義，有時候顯得自傲，有時候又有幾分哀怨。她知道自己不像一個接近四十歲的人，她的眼神兒里常有一種突然不知所向的濕潤的朦朧；她的體態呈現出一種沒有婚姻、沒有生育過的女性的成熟的矯捷、利落而又警醒。她辦公室的抽屜里總是塞著一些零食：話梅、鰻魚乾、果仁巧克力；她是福安一家兒童出版社的副社長，不過她的同事沒有叫她尹社長的，他們直呼其名：尹小跳。很多時候她顯得春風得意，她知道，最受不了她春風得意的就是她的妹妹尹小帆了，特別是在尹小帆遠走美國之後，這一切變得更加清晰明朗。長期以來她總是害怕把自己的戀愛告訴尹小帆，可越是害怕，她越是非要把每一次戀愛告訴尹小帆不可。就好像以此證明她不怕尹小帆，她經得起尹小帆在她的戀愛中所做的一切。眼下她仍然有點兒鬼祟、又有點兒逞能似的這麼想著，她仿佛已經拿起了電話，已經看見越洋電話的那一頭，芝加哥的尹小帆聽到這消息之後那張略帶懊惱的審視的臉。還有她那攙著鼻音的一串串語言。她們，尹小跳和尹小帆，她們曾經共過患難她們同心同德，是什麼讓尹小帆如此激烈地蔑視尹小跳的生活----那的確是一種蔑視，連同她的服裝，她的髮式，她生活中的男人，無一不遭到尹小帆的諷刺和抨擊，以至於尹小跳衛生間的淋浴器也使尹小帆產生過不滿。那年她回國探親，在引小跳家裡住了幾天，她抱怨姐姐家熱水器噴頭的出水量小，弄得她洗頭之後沖不乾淨頭髮----她那一頭寶貴的長髮。她繃著臉抱怨著，一點兒也沒有開玩笑的意思，而尹小跳只能壓抑著心中的不快，不自然地笑著，她永遠記住了自己那不自然的笑。

    沒準兒她不應該告訴她。

    計程車把尹小跳送到億客隆超市，她採購了足夠一星期吃的東西，然後乘車回家。

    家裡停了暖氣，房間裡有些陰涼，但這陰涼顯然不同於冬天的寒冷，它不是充滿空間的密集的生硬，它是不確定的，帶著幾絲幽幽的落寞之氣。在這樣的季節，在這樣的晚上，尹小跳喜歡打開所有的燈，從走廊開始，到廚房，到書房，到客廳，到臥室，到衛生間，所有的燈，頂燈，壁燈，檯燈，落地燈，鏡前燈，床頭燈……她的手依次「啪啪」地按著這些開關，只有房子的主人才可能這麼熟絡而又準確。

    尹小跳是這房子的主人，她用開燈的方式和她的房子打著招呼，她的這些燈照亮了她的房子，又仿佛是燈們自己點亮自己歡迎著尹小跳的回家。於是，燈光照亮的每一件家具，燈影里每一片柔暗的朦朧，都使她覺得可靠、踏實。她就這樣把每一個房問行走完畢，最後將自己逼進一個小小的角落：

    客廳里那張灰藍色的織貢緞面料的單人沙發，那似乎是她在人睡覺時最喜歡的一個角落。每當她從外邊回來，下班或是出差，她都要在這張小沙發上坐著愣那麼一會兒，喝一杯白開水，緩緩神兒，直到身心安生下來，鬆弛下來。她從來不坐那張三人沙發，即使當陳在把她抱在懷裡，要求更舒適地躺在那張三人沙發上時，她也表示了堅決的不配合。情急之中她乾脆對他說：「咱們上床吧！」

    這是一句讓陳在難忘的話，因為在那之前他們從未上過床，儘管他們認識了幾十年，他們深明彼此。後來，有時候當他們有些燒包地打著嘴仗，嚼清是誰先「勾引了」誰時，陳在就會舉出尹小跳的這句話：「咱們上床吧！」這話是如此的坦蕩，率真，如此令人猝不及防，以至於缺少了它固有的色情成分，使陳在一萬遍地想著，此時此刻被他捧在手中的這個柔若無骨的女人，真是他一生的至愛，從來就是。也似乎正因為那句話，那個晚上他們什麼也沒做成。

    今晚陳在不在，他到南方出差。尹小跳吃過晚飯，又坐回到小沙發上看了一部書稿，就洗澡上床。她願意早點兒鑽被窩兒，她願意鑽在被窩兒里等陳在的電話。她尤其喜歡「鑽被窩兒」這幾個字，有點兒土，窮窮氣氣的不開眼，可她就是喜歡那「鑽」和那「被窩兒」。她一直不能習慣賓館、飯店和外國人的睡法：把被腳（或毯子腳）連同被單緊緊繃在床墊上，腿腳伸進去，一種四邊不靠、沒著沒落的感覺。

    她也不喜歡羽絨被和蓬鬆棉、透氣棉之類，輕飄飄地浮在身上反倒讓人累得慌。她一直蓋真正棉花絮成的被子，她喜歡棉被疊成的被窩兒的千般好處，喜歡它覆蓋在身上那稍顯重量的溫柔的壓迫感，喜歡被窩兒的旮旮旯旯隱藏著的不同溫度，當她因為熱而睡不著覺時，她就用她的腳尋找被窩兒底下那些柔軟褶fèng兒里的陰涼兒。她需要蜷縮的時候，被窩兒也會妥帖地簇擁起她的身體，不像那些被床墊壓緊的棉毯毛毯，你簡直不要妄想扯動它，你得服從它的霸道，因而你得保持得體的睡姿----憑什麼呀！尹小跳想。每次她出差或者出國都故意把那些毯子、被單掀得亂七八糟。棉被使尹小跳的睡眠一直挺好，她的不愉快大都是半夜醒來襲上心頭的。當她打開檯燈，腳步不穩地去衛牛間撒尿回來，關掉檯燈復又躺在床上時，只有這時，她才會突然感到一種伸手抓得到的孤獨甚至無聊。她開始胡裡胡塗地想一些事兒，而人在半夜醒來想起的事兒大半是不愉快的。她是多麼不願意在半夜醒過來啊！當她真正有了陳在之後，她才不再懼怕半夜的甦醒了，她將不再是她一個人。

    她蜷縮在被窩兒里等來了陳在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親著她，他們說了很長時間。當尹小跳掛斷電話時，她發現自己還不想睡覺。就在這個晚上，陳在遠離福安的晚上，她特別特別想看一看封存在書櫃多年的那些情書。那不是陳在寫給她的，她也早就不再愛戀那給她寫情書的人。她此時的慾念談不上是懷舊，或者有幾分查看和檢點的意思，也許她珍惜的是那些用人手書寫在紙上的字。在今天，已經沒有太多的人用手把握著筆在紙上寫字了，特別是情書一類。

    2

    一共六十八封信，每封信都被尹小跳按時間順序編了號。她打開第一號，展開一張邊緣已經發黃的白紙：「小跳同志，在京匆匆一面，你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一種預感，我們肯定還會再見面的。現在我在飛機上給你寫信，今日到上海，明日飛舊金山。你約我寫童年自傳的事我會認真考慮----因為是你約。」署名「方兢」，時間是1982年3月。

    與其說這是一封信，不如說這是一張便條。字很大，歪歪斜斜地鋪排在十六開白紙上，就顯得稀疏，字們像是瞪著傻眼在看讀信的人。嚴格來講，它也算不上情書，但它當年給尹小跳靈魂的震撼，卻比日後她接到的他那些真正的情書要強烈得多。

    寫信人方兢在當年的電影界人紅大紫：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美麗生命》在全國各大影院不厭其煩地上映之後，還連獲了幾個大獎。那近一部描寫中年知識分於在過去的年代遭受著非人的折磨，卻樂觀地存活下來的電影，方兢就在電影中扮演那個被關押在邊疆勞改農場的知識分子。他是一個小提琴演奏家，勞改使他再也無緣和這種樂器見面。

    電影中有個情節：主人公在食不果腹的超常勞動之後，當他從莜麥田裡直起腰，看見遠方迷人的晚霞時，還是情不自禁地伸出胳膊。他以右臂當琴脖，用左手按在右臂上，手指跳動著，就像在按動提琴的柔弦。電影在這時有個特寫，即主人公那條瘦骨磷峋、傷痕累累的胳膊和他那隻已經變形的古怪的手。那條模擬著提琴的胳膊和模擬著演奏的手讓人心碎，尹小跳每次看到這裡都禁不住流下熱淚。她堅信那不是表演，而是方兢本人就有那樣的經歷。這樣的電影情節在今天看來也許稍顯矯情，但在當年，在人心被壓抑了太久的時代，它輕而易舉就能呼喚出觀眾奔涌的淚水。

    尹小跳從來就沒有設想過她會認識方兢。那時她大學畢業不久，通過關係進人福安市兒童出版社當編輯。像所有崇敬名人的年輕人一樣，她和她的同學、同事熱心地議論《美麗生命》這部電影和方兢本人，閱讀報紙上、雜忐上一切關於方兢的介紹並且爭相轉告：他的出身，他的經歷，他的家庭，他的愛好，他正在進行的創作，他帶著影片赴某國參加某個電影分又獲一個什麼獎，甚至他的身高他的體重尹小跳都一清二楚。她和他認識是個偶然的機會，她去北京組稿，遇到一個大學同學，這同學的父親在電影家協會工作，因此消息特別靈通。同學告訴尹小跳，電影家協會要給方兢的作品開研討會，她有辦法帶尹小跳溜進會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