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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丈夫對我說從今以後這箱子就是咱倆的。他還說誰也不知道這件事，包括他的親媽。他告訴我這是他父親立下的規矩：有些事是終生不能讓家裡老娘兒們知道的；有些東西是終生不能傳給家裡老娘兒們的。「但是我願意把什麼都告訴你，」他補充說，「因為我有一種預感，你是一個什麼也不會說出去的人。」他仰臉看著我，像一個孩子在看一個可信的大人。那一刻我真有點感動，我多想把我5歲的秘密告訴他，把這重負卸在他身上啊，可我沒有。我丈夫告訴我，箱底的金條有一部分是他抄家抄來的，有幾塊金條和一包金牙是他父親臨終前秘密傳給他的。但是據我所知我那未曾謀面的公公是一個老紅軍呀，解放後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一直是這省里的廳級官員。一個老紅軍，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他怎麼會有金條和一包金牙呢，這太讓人不可思議了。我丈夫對我說，他父親參加紅軍（大概是紅四方面軍）之前當過綠林豪傑，經過商，充其量也就是一家雜貨店。後來雜貨店倒閉他走投無路才投了紅軍。我丈夫猜測金條金牙可能是他父親經商時弄到手的。至於這個綠林豪傑出身的老紅軍怎樣在幾十年風風雨雨中保存下了金條和金牙。我這位公公至死也沒告訴他的兒子。金牙使我噁心，後來我丈夫聽從我的建議，在一次去溫州的時候，找了個南方首飾匠用那包金牙打了個金鎖。我丈夫用這金鎖賄賂了一名當時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官員，從此我丈夫的事業起步了。他的起步就是由賄賂開始的，而他的賄賂又是那麼不同凡響，他在80年代初期就敢以白金鑽戒或翡翠鐲子贈人。忘了告訴你，我後來清點我們的「百寶箱」時，發現除了我手上的鑽戒，裡邊還有兩枚白金鑽戒，鑽石均小於我這枚，十幾年前的抄家物資為我丈夫的生意開路，他十分懂得怎樣從銀行貸出國家的錢來干自己的事。他以便宜得驚人的價錢買了城郊的一些土地，他在土地上建各種各樣的房子又想方設法把它們出手。他不斷遇到麻煩，但奮鬥10年他已在這座城市織成了一張堅實的網。得意之時他跟我笑談他的經歷，他說：現在講什麼三陪、四陪小姐，我他媽10年前就是三陪。我望著我丈夫那張誇誇其談的小瘦臉，忽然想起我讀過的一本小說中的一句話：「這人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趁的不過就是一點兒小聰明和一個大錢包。」我丈夫還不斷跟我說起那包金牙，他說，他真正沾著光的還是他父親的那包金牙，我丈夫事業起步的助跑器吧。他說就為這，他也得活出個人樣兒來叫九泉之下的他父親自豪。他一邊感嘆他父親死得太早沒趕上被他孝敬，每當我們因為生意而出入北京的「崑崙」、「長城」、「凱賓斯基」的時候，每當我們因為無聊而遊蕩新加坡、香港、泰國等等地方的時候，我丈夫便作這樣的感嘆。他一邊又慶幸他父親死在了「文革」之前。他說他父親要是不死，「文革」開始他當過綠林那點兒老帳一定會抖出來，紅衛兵不把他弄個半死也得抄我們的家。那麼金條呢？金牙呢？一切便不復存在了。我丈夫說，「他死得好啊，正好輪到我去抄別人的家了……」他肆無忌憚地評價著他那死去的父親，也從不為「百寶箱」里他昧來的那些東西而感到內疚。有一回我對他說，說穿了我們不過是發了橫財的竊賊罷了，只有竊賊才會發橫財。我丈夫說誰又能保證別人不是竊賊呢？在這個世界上凡是沒被發現的都不能叫錯誤——話又說回來，真正被發現的錯誤又有幾樁呢？我丈夫的話立刻使我閉了嘴，我恐怕我的丈夫會有所指，雖然我明知他根本無從了解我在5歲時的那件往事。若說竊賊，難道我不也是麼？我在5歲時就敢竊取一個男生的命，以安撫自己的虛榮。後來，我丈夫為了強調他這一觀點的精闢，還領我到他母親家的一間地下室轉了一圈。那是他父母住了幾十年的一幢獨院，有四間西式平房並設有一間20平米的地下室。我隨我丈夫走進地下室，見地上竟堆著一大片捆綁整齊的糙綠色軍便服，「六○式」斜紋卡其布的。我丈夫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武鬥最厲害那幾年，他和幾個同學初中畢業閒著沒事到處閒逛，有一天晚上他們逛到一家被服廠，砸開窗戶跳進一個大房間，打開手電照照，才知道他們是跳進了一間軍服倉庫，不知為什麼這倉庫竟沒人看守。我丈夫他們心血來潮便開始偷軍裝，幾個人往返十幾趟，折騰了大半夜，扛著大包袱出出進進居然沒被發現。我丈夫說現在他就盼著哪家電影廠拍「文革」當中軍隊的大場面，他們家地下室里這點兒老式軍裝足夠裝備兩個營的吧。我對他說你真敢把軍裝交給電影廠？我丈夫說當然不敢了，沒告訴你發現了就是錯誤了麼。他說其實偷軍裝的時候他們誰也沒想到拿它幹什麼，偷就是好玩，好玩就要偷。誰知道現在成了負擔：又不能當禮品贈人，自己又不能穿，一把火燒了又怕目標太大。這些老軍裝存放在地下室，它惟一的意義似乎就是能告訴你「文化大革命」是真的，這一摞摞永不見天日的軍裝就是證明。

    我丈夫滔滔不絕地對我說著，我望著他那雖然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想綠林也未必都是彪形大漢一臉連鬢鬍子，綠林也有如我丈夫這般小巧玲瓏之人。他身上流著綠林的血，這或許是他能在80年代末期發達的重要根基，我望著他那瘦小卻充滿活力的身子，心中還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因為我發現這世界上不為人知的事件太多太多，僅我丈夫的一隻百寶箱和他們家地下室那幾摞永遠拿不出手的軍裝，就包含了多少隱秘啊。這些陳年的隱秘似乎沖淡了我在5歲的那個犯罪事實，和他們這些事相比，我在1958年那個下午的失手（我開始有意把我向陳非伸出的手形容成「失手」）當真那麼沉重那麼真實麼我當真向一個同班男生的後背伸出過手麼？

    我想念我的丈夫，為了他向我暴露的這一切。從前我們做愛時我總是莫名其妙地緊張，現如今我慢慢學會了放鬆自己。我欣賞我的放鬆，放鬆能使我身心愉悅；我欣賞我的放鬆，我只有放鬆著才顧得上欣賞我的丈夫。我承受著他那並不沉重的軀體，我像一株樹那樣聽憑他在上邊攀來爬去。在他的身子下邊我感覺不到風險和不安，我和他本是差不多的人，都不太光明，可也壞不到哪兒去。我想為他生個孩子，好好過我們的讓許多人眼熱的生活。我知道我丈夫頻繁地在我身上勞動也是急著想要孩子，我們倆一有時間就做這事。我早就不工作了，我丈夫說過我用不著出去工作，我應該呆在家裡生孩子，養孩子，享福。但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沒有孩子，我們去醫院做過檢查，我和我丈夫都沒問題。究竟是為什麼呢我幾乎不願想下去，因為我覺得我又拐到了1958年那個不可言說的下午：一個孩子死在了我的手下，上蒼便不屑再賜孩子於我了吧？我偷著想，我偷著思量這久遠的懲罰終於來臨了：他們不讓我有孩子。

    我丈夫近兩年開始疏遠我，我自嘲地想他這是爬厭了我這棵傻高的直挺挺的大樹，一棵不能開花結果的禿樹。這時我才發現我不僅想念我的丈夫，我其實是愛上他了。結婚十幾年來，不是沒有男人想對我好，但他們顧忌我丈夫的錢和勢力，不敢對我怎麼樣——假如我想對他們怎麼樣倒是可以的。但我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放在了我丈夫身上。我為他而打扮，投他所好，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和欲望。他卻不再注意我，他在外邊女人很多。他只是不斷送給我比較貴重的東西，以此來安撫他的良心。每當他送我重禮時我就知道他又有了新女人，我名下那些禮物的件數便是他的女伴的人數。我感覺到他也許會同我離婚的，那些女人都有可能懷上他的孩子。我怎樣才能引起我丈夫的注意，怎樣才能讓他重新正視我的存在？像我這麼一個連孩子都生不出的女人。前些天我發現了一個機遇，這機遇恰恰又不可逃脫地聯繫著1958年那個死在我手中的陳非。

    陳非的父親，當年那個印尼華僑，「文革」中他曾被當成美國特務抓了起來。「文革」結束後，這「特務」的伯父在美國去世，他便去了美國繼承了一點兒遺產，成了一個比較有錢的美籍華人陳先生。陳先生近期抵達這個城市，有點故地重遊的意思：懷舊，傷感，炫耀，多種情緒兼而有之吧。他打算在北京路幼兒園附近買下一塊地，興建一座大型水上公園。話說到這兒我不得不再次提及你的奶奶（不客氣地對筆者），當年就因為一個孩子死於滑梯，你奶奶便下令拆除全市所有滑梯，就剝奪了全市兒童打滑梯的樂趣。與其說這是為了安全，不如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退步，是你奶奶他們那一代人的共有思維。陳先生懂得讓歷史進步，他不僅要在水上公園建造滑梯，水中滑梯、空中滑梯，蝸牛形的、波浪形的，他還知道在設計時充分考慮它們的安全性能，這就是進步，你說對不對（筆者不置可否）？也許你不便於表態，那麼我接著說。陳先生此次的合作夥伴便是我丈夫的公司，他要建水上公園的那塊地，現在屬於我丈夫名下。只有我知道他為什麼要在北京路幼兒園旁邊建一座水上公園，那是他對愛子陳非的一種紀念形式吧。我終於找到了使我得以解脫的出口：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春日的傍晚，烈士陵園比別處黑得要早；這裡大樹遮天，剛過6點鐘，光線便一層一層地暗下來。我已覺出陣陣涼意，韓桂心卻絲毫不顯倦怠，她顯然在為自己那個「告訴他、告訴他」而激動不安。作為局外人，我似乎沒有必要鼓勵她「告訴他」或者阻攔她「告訴他」，我只是暗自作了一個假設：假如我是韓桂心，我會選擇「不告訴他」。既然法律並不能懲罰30多年前一個孩子的罪行，既然法律也根本無以拿出對這孩子判罪的憑證，韓桂心如今的向死者親屬披露真相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為什麼她要勾起一個男人（美籍華人陳先生）平復了30多年的哀傷，有必要讓這位陳先生打碎從前的結論，對愛子之死開始一個全新的讓人心驚肉跳的猜想嗎？對於陳先生這太沉重了，對於韓桂心這太輕佻了——我無意中用了「輕佻」一詞，我很想叫韓桂心知道，正是她後來的敘述使我想到了這個詞。我把錄音帶倒回去，我們重又聽了一遍韓桂心準備告訴陳先生事實的理由：「……我應該面對死者的父親陳先生，告訴他1958年那個下午的全部真相，告訴他讓他難受讓他恨我，只有他恨起我來我才能真正解脫，我解脫了或許也才有可能懷上我丈夫的孩子。告訴他，我決心要告訴他。」

    我對韓桂心說，你聽清你這段話的主題了吧，刪除所有枝蔓直奔主題這主題只有一個：說出往事以換取你的懷孕。韓桂心沖我怔了一怔，接著她說：「你在研究我。」我說是啊，你不是正希望這樣麼？韓桂心說她不反對我研究她，但是我總結的主題未免太尖刻太冷酷，無論如何這裡還有懺悔的成分。是懺悔就需要勇氣，時間是次要的，無論事隔30年，40年，100年，1000年，敢於懺悔本身就是勇氣。我對韓桂心說你指望我讚頌你的勇氣麼你錯了。我們再假設一下，假設你婚後順利懷了孕生了孩子，你的丈夫也沒有對你失掉興趣，你還會有這種懺悔的欲望麼？無論如何你的全部錄音給我一種這樣的印象：40年前陳非的死撫平了你的嫉妒心；40年後陳非的父親卻得承擔你的不懷孕。韓桂心馬上以一種跋扈的，一種暴發戶慣有的比較粗蠻的口氣對我說，你盡可以隨便研究我質問我，我不在乎。我還可以替你補充：除了懷孕，我還要引人注目，特別是引我丈夫注目，就像我從小、從上幼兒園就有的那種願望。弄死一個人和承認弄死這個人都是為了引人注目，你能把我怎麼樣呢？你難道不覺得這件事有其獨到的新聞價值麼，你難道不願告之你那些報界的朋友，叫他們在各自的版面搶發一條這樣的新聞麼，我連題目都替他們想好了——當然，在你面前這有點班門弄斧的嫌疑，不過我還是想說出來，這條新聞的標題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