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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這個人從本質上就是一個壞孩子，不然我為什麼會如此不近人情？陳非死亡近一年的時候，這件事在大家心裡已經淡了下去，幼兒園的滑梯也已經拆除，不僅北京路幼兒園，全市幼兒園都不再有滑梯這種東西。但我卻漸漸不甘心起來。第二年，臨近六一兒童節的時候，女市長——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個婦女參觀團來北京路幼兒園參觀，這時我們中班已升級為大班。我們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當市長和客人來到遊藝室時，由一位小朋友給客人講一個故事。這種出風頭的事是輪不到我的，我對此也就漠不關心。但是，當市長陪同客人走進遊藝室，那個被指定講故事的小朋友卻由於過度緊張，怎麼也說不出話了。張美方老師蹲在她眼前啟發誘導，並且替她把故事的開頭講了出來，小朋友低著頭一聲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機會來了，我搞不清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會，是出人頭地的機會還是恐嚇張美方媽媽的機會，總之這是一個機會。我於是走到客人面前大聲說：「我給大家講一個故事。」我說：「在一個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一邊講一邊看張美方媽媽，我看見她的臉「刷」地變白了，我還看見她幾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著。她仿佛知道我要講什麼，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講什麼。我高興看到她這種樣子，我繼續講：「我來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還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見張美方媽媽的臉已經成了一張白紙，我終於看見她艱難地把食指豎在了蒼白的唇上。幾秒鐘之內我妥協了，我應該向張美方媽媽表明我的妥協，我繼續講：「我就……我就從山上下來了。」講完這句我就閉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讓客人們莫名其妙，但大家還是很客氣地鼓了掌。有人稱讚了我的想像力，說「山比天高」，這就是想像力。市長還抱住我吻我的臉蛋兒，並送給我一盒十二支裝的彩色蠟筆。

    又有一次，幼兒園園長到我家來，我母親給她徹了一杯茶，她們很親切地說著話。我知道客人是我母親的領導，是領導就能掌握我母親的某種命運。這時我又突發奇想地站在園長跟前，我對她說我要給你講一個故事：「在一個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開始講，我母親端著茶杯的手開始發抖。我繼續講：「我來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還要高……」我母親突然放下茶杯——她以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這使我想到了我父親，我在我母親懷裡吃奶的時候就聽我母親講過，當我父親的雜誌主編到我家要白礬時，我父親是怎樣慌張得打碎了茶杯。難道今天我對我母親的威力就像當年那主編對我父親一樣？茶杯碎了，我母親蹲在地上，雙手抓撓著地上的碎杯子，兩眼卻直直地看著我。我還要繼續講麼？我心裡鬥爭著。其實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膽大，我真正要看的，不過是我母親的恐懼表情罷了。她恐懼著我就主動著，我常在這時覺得我能操縱我們的命運。碎茶杯打斷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講了。園長本來就似聽非聽，我不再講，她也就不再聽了。不久以後我母親升做副園長，我得知那天園長到我家，就與這件事有關。

    我不明白我母親為什麼會被提升，誰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負責的中班死過一個孩子。後來我猜測也許因為她煉鋼太積極了吧，她毫不利己，晝夜加班，把幾歲的孩子（我）扔在家裡一扔就是一夜。她煉鋼不僅燒焦了頭髮，有一次還被爐中火燎去半條眉毛。煉鋼是第一位的，對一個孩子的生命負責，在大躍進的年代對一個幼兒園老師來說，也許並不那麼舉足輕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後該怎樣達到自己的目的。當我需要一件燈芯絨罩衣而我母親不給我買時，我就開始講：「在一個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立刻會滿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愛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親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說：「在一個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便不再勸我。上小學之後我經常逃學，因為我不合群，我不喜歡和同學們在一起。每個班裡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這些「王」威力無比，同學們要看他們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麼零食要首先貢獻給他們吃。「王」說和誰玩就和誰玩，「王」說不理誰大家就都不理誰。我討厭我們班的女王。其實不僅在小學，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總會發現有些人是與你終生不合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一見面就覺得你們彼此看著都不順眼。我和班裡的女王之間便是這樣，我因為不喜歡她也不願服從她的命令而逃學。我早晨不起床，我母親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條斯理地開始說：「在一個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後來到一座山上……」我母親不再吭聲，班主任家訪時我母親還替我撒謊說我病了。

    我覺得那幾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親為樂事，因為沒有人來折磨我。童年的我雖然還不懂法律，不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最簡單的人生常識，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應受到懲罰的，我本應受到我該受的折磨。我母親不遺餘力地阻擋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誰呢？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有那麼一會兒，我沒有聽見韓桂心的話，因為打我們眼前走過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認出那女的就是前兩天在劉愛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經換了他人。我目送著這一男一女，直到他們行至甬路盡頭讓大樹掩住。韓桂心問我在看什麼，我說沒看什麼。韓桂心說我剛才說的話你聽見了麼？我說聽見了，你說 文化大革命 。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親被弄到鄉下去了，原因還是陳非的死。北京路幼兒園一些想打倒我母親的老師說出了她們的懷疑。她們本來就不滿意我母親被提拔為副園長，她們說為什麼張美方在工作中出現了那麼嚴重的失誤還能當副園長？為什麼中班別的小朋友都沒從滑梯上掉下去，偏是華僑子弟陳非掉了下去呢？有誰能證明這不是一起迫害華僑子弟的惡性案件？進而又有人論證說，假若真是如此，這惡性案件將會造成多壞的國際影響張美方你擔待得起麼？也許不是「將會造成」而是已經造成，眾所周知那些年中國和印尼關係本來就欠好，陳非之死簡直就是給兩國關係、給中國人民和華僑之間再造陰影……還有人竟舉出我母親的前夫我父親為例，說，經查，張美方的公公是個漢jian，張美方能跟漢jian的後代結婚足見其思想意識的反動。我母親於是被批鬥被責令重新交待陳非死亡過程。我母親死不改口，堅持了從前她「看見」陳非死亡的所有說法。但她的公公是漢jian，這是確鑿無疑的，由不得我母親瞎編。我母親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這壓力了，於是她說她公公的確是漢jian，但她不是和漢jian的兒子離了婚麼。她說就因為前夫是漢jian的兒子所以她恨他，從一結婚就恨，恨到拿起刀來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們可以去調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難道這還不能說明我的階級陣線是分明的麼——若不是當時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漢jian兒子的右手！

    對於我母親的同事來說，這倒是個新聞。這個只有我父母和我，我們三個人知道的事實被我母親公開了，我母親的那些同事，她們第一次知道她們的女副園長竟能舉刀砍人。那麼，如此兇狠的女人誰又能保證她真的不會把一個孩子推下滑梯呢？問題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開始：陳非之死。一切都沒有憑證，但在那時，懷疑本身就可以是憑證。總之張美方被打倒了，我們母女跟隨市政府（這時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兒園屬於市政府系統）的一批有問題的幹部下放到深山，我們在一個名叫黑石頭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後，有消息傳來——是北京路幼兒園傾向我母親的一些老師傳來的有利於我母親的消息。消息說1958年那個死去的陳非的父親是華僑卻不愛國，他其實是個美國特務，前不久因偷聽敵台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在他家裡搜出了美國軍用毛毯和軍用罐頭，以及刻有U·S·A字樣的美國軍用刀叉。也許這些物品已經是驚人的罪證了，我們這座城市的居民，並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場，美軍的一些軍需用品是以低價公開出售的。以此類推，當年買過這些用品的顧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國特務。那麼，張美方副園長憑什麼還要為一個美國特務的兒子的死亡沒完沒了地負責，並且下放到深山呢？於是我和我母親捲起鋪蓋，離開「黑石頭」重返我們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謝陳非的爸爸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成了美國特務，我和我母親才得以逃離黑石頭村的徹骨的寒冷。要是你沒有在黑石頭村的破土地廟裡住過，你根本不會知道什麼叫寒冷。我們進村時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壘就的破土地廟裡。廟裡土地爺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爛，除了一扇關不緊的破木門和兩扇沒有窗紙的窗戶，廟裡什麼也沒有。我們抱來幾摞磚，把隨身帶來的一塊鋪板支上，這便是我們的家了。沒有煤，也沒有爐子，晚上睡覺我們從來不脫衣服，我們合衣而眠，蓋上我們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顫。那情景令我想起兒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討飯花子們聚在一塊兒比窮的故事，好像是四個人，每人用四句話來形容自己的窮日子，看誰窮得厲害，窮得徹底。第四個人講得最精彩，前兩句我忘掉了，後兩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覺的情景時說：「枕著磚頭睡，蓋著大胯骨」。枕著磚頭睡還略嫌一般，叫人難忘的是「蓋著大胯骨」。當我和我母親睡在黑石頭村土地廟的鋪板上，我充分體會到了什麼叫「蓋著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兒，我由衷地恐懼這種「蓋著大胯骨」的日子。我還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當我母親從小高爐上回來，把我從床底下拽出來搖晃著我，對我說的生活艱難的那些話。現在我冷著，手腳和耳朵長滿凍瘡。溝壑里的野風恣意地呼嘯著鑽進破門破窗，像刀子一樣削我們的臉，我們的臉生疼生疼。這種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續到我長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開車去五台山玩，台懷鎮上那些賣刀削麵的鋪子，那些做出種種花樣兒，表演一種「噌噌」地削麵進鍋的把式讓我的臉和我的身上一陣陣跳疼。那不是刀削著面，那本是風割著人肉啊。人肉割盡，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見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著，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親的不容易。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對她說，我再也不講那個故事了，那個午睡起來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為我母親會有很強烈的反應，似乎許多年來她盼的就應該是我這樣一個知情達理的表態。我的這個表態，對我母親來說甚至應該有點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沒有什麼強烈的反應，她只是沒頭沒尾地對我說：「反正是沒有證據的，你記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講故事的徒勞，兒童式的幼稚計謀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讀」那樣每日每時地講下去，即使我講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陳非伸出了手，證據呢？誰看見了？即使有一個××小朋友看見了，誰來為我判罪呢？法律不會為一個5歲的孩子判罪。我的母親，其實她早於我明白了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還要繼續把午睡起來上山的故事講下去。現在她冷，冷壓倒了一切。冷後來使她成了一個終生的熱愛棉被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