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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羞於將這件事說給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著當時我若衝上去突然向他們大喝一聲該會有什麼結果。我千百次地想著衝上去，可生活中的我並不是衝上去的那種人，我不是我的爺爺。

    那個中午，當那一男一女離開後，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麼人的墓。但是一種氣味和顏色阻止了我；不潔的，醜陋的，濁惡的……我堅信我嗅到了看見了它們，或者說我的皮膚先於我的視線嗅到了看見了墓上那濁惡的氣味和不潔的顏色——有科學證明皮膚不僅能嗅到氣味，也能看見顏色。我沒有立刻上前並非由於我有多麼高尚，是由於什麼呢？我只記牢了如林的墓體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專門來到那座漢白玉墓前讀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這墓中葬著一位八路軍敵工部的女除jian科長，她是在五一大「掃蕩」中由於叛徒告密，被日本人從一堡壘戶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敵人挖去了她的雙眼和雙辱。她叫劉愛珍，犧牲時年僅22歲。為她撰寫碑文的人懷著對烈士的敬仰之情，運用了一些與碑文文風明顯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劉愛珍性格倔強且貌美時，還用了「大眼睛雙眼皮」這類的句子。但這沒有妨礙我對劉愛珍的欽佩，還有哀傷——每當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當我讀著劉愛珍的墓碑時，一個對我久已有過觀察的女人衝著我走過來。若不是這個女人，也許我會隔很長時間再來烈士陵園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腦子裡淡下去。可我認識了這個女人，並且出於某種原因，和她連著幾天在陵園裡會面。

    這是春天的一個下午，我站在劉愛珍烈士的墓前，讀著她的英勇事跡，讀著有關她「大眼睛雙眼皮」的描述，一個女人從墓地盡頭款款地向我走來。她身材高挑兒，穿一件長及腳踝的「97」歐洲款辱白色風衣，戴一副品牌為佐佐木系列的「十級方程式」太陽鏡，橢圓形的灰藍色鏡片把她的臉襯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動沒有運用時裝模特兒在T形台上誇張的貓步，但她行進在烈士墓道上的整個姿態，卻給人感覺她是行進在時裝展示會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卻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來，她並且在走到我跟前時停住，摘下太陽鏡順暢而肯定地叫了聲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識我的人那樣的叫法。但我不認識這個女人。

    這女人站在我的對面，她說你不必懷疑自己的記憶力，你的確不認識我，可我知道你，也讀過你寫的幾本書。我知道作家協會在哪兒，還跟蹤過你幾回，知道你常來這兒，為此我買了烈士陵園的月票。她問我：「這兒埋著你親近的什麼人麼？」她說著，問著，一屁股坐在劉愛珍的墓上，從質地柔軟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裡拿出一包駱駝牌香菸，抽出一支用一隻細巧的狀若小號口紅的打火機點上，抽起來。「我只服『駱駝』的味兒。」她說，「雖然這煙粗俗，在美國屬於搬運工那樣的勞動人民。」她一隻手很瀟灑地托著煙，兩隻眼有些神經質地然而決無惡意地看著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緻，指甲油是漆光淺豆沙色。她的舉著煙的那隻手的無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鑽戒，鑽石大似黃豆，在陽光下閃爍著泛青的錯綜複雜的鋒利光芒。她的指甲、鑽戒，與腕上那價值三萬塊錢的深灰色特種陶瓷錶帶環繞的方款永不磨損雷達表呼應成一種貴重不俗、可也談不上大雅的格調。她長得不難看，一時難以看準年齡，可能是42歲，也可能是28歲，或者是這兩個年齡之間的任何一種年歲。她留著齊肩的直長發，發印由正中分開，頭髮順前額兩側垂下，清水掛麵式吧——在這個年齡留這種頭髮需要膽量和時間，不過看上去這兩樣她都不缺：時間和膽量。換另外與她同齡的人留這種髮式，可能會顯得十分萎靡蒼老。

    我對這個陌生女人說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與她深談。我對被一個陌生人熟練地叫出名字有一種本能的提防，儘管她說了她是我的一個讀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菸之前的提問：「這兒埋著你親近的什麼人麼？」我對她說我只是隨便到這兒走走，她馬上對我說，她是決心要告訴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來和我會面的。她還說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訴我，這很不禮貌。她告訴我她叫韓桂心。在我聽來這名字不像瞎編的，但是用在這女人身上有點不老不少，似欠妥帖。當我知道她叫韓桂心時我們已經離開了劉愛珍的墓，我朝陵園大門的方向走著，一邊敷衍地問她想說什麼事情，一邊有意加快著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覺到，其實我對她——韓桂心的事情沒有興趣。她也隨我加快了步子，她說是這樣，是關於她殺過人的事。這話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職業性的）。她臉上閃現出瞬間的滿足。為了終於引起我注意，也為她在此情此景中製造的氣氛：墓地，跟蹤，殺人。她說她知道我和她一樣，是在這個城市出生；她還知道我奶奶做過這裡的市長。她問我上幼兒園時玩過滑梯麼，不等我回答她又說你肯定沒玩過，因為自從1958年以後這個城市所有的幼兒園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當時的市長——你奶奶頒布的。知道為什麼要拆滑梯麼？韓桂心又問我，不等我張口她又說，拆除滑梯是因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兒園，一個中班男生玩滑梯時不慎從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聽著韓桂心的講述，走著，不知不覺調轉頭離開大門的方向，又走到了劉愛珍烈士墓前。只見韓桂心很習慣地坐住墓體一角，又一次從麂皮手袋裡掏出一支「駱駝」點上。也許她這種坐法是出於無意，僅僅因為剛才她就坐過它。但我卻不打算讓她在這兒坐下去，我提議我們換一個地方說話，她馬上服從地站起來問我「去哪兒」，她說她特別高興我能對她提出建議，這說明我已經打算聽她的事情了。她不僅站了起來，還迫不及待地補充說1958年某日的那個下午，中班男生從滑梯上跌下去的時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後，她，韓桂心，當時5周歲，和那個男生是北京路幼兒園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許我的確對她的事情產生了興趣：1958年，北京路幼兒園，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長頒發的命令……這些句子於我並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兒園的孩子，不過比韓桂心晚幾年罷了。由此推算，她已年過40。我記得我上幼兒園時，園內的確沒有滑梯，後來我的確也聽說過，一個男生從滑梯上摔下來當場死亡，這是當年這座城市裡一個婦孺皆知的事件，特別當我奶奶頒布了拆除全市幼兒園滑梯的命令，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繼在報紙上出現之後。我和同我一起入園的小朋友們都被阿姨領著，在園內參觀過曾經矗立著滑梯的那塊舊址。阿姨領我們參觀是要告誡我們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動。那時的我對滑梯這種東西的確產生過恐懼，但也有渴望，甚至應該說恐懼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長大成人。成年之後在一些遊樂場所我試著滑水、滑沙或滑別的什麼，我想這些運動帶給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帶給幼童的刺激，我為我終於補上了這幼年空缺的一課感到心滿意足。於是從前的一切遙遠了，我看重前邊的景觀。可是這位韓桂心，顯然她還陷在從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為她親眼所見，是因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邊的同班小朋友，還是因為——前邊她說了她殺過人？總之，我打算靜下心來聽聽韓桂心的講述，也許一切沒什麼意義，可又能壞到哪兒去呢？我想。

    我引韓桂心離開劉愛珍的墓，我們來到正沖大門的一條寬闊的鵝卵石甬路上，在路邊的梧桐樹下，選了一把有著巴洛克風格的墨綠色鐵製長椅坐下來。韓桂心再次打開麂皮手袋，拿出一隻TRC55DM型號的三洋錄音機，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齊（餅乾似的）的微型錄音帶。她對我說你最好把我的話錄下來，用這個。她這種準備有序的行為使我有點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鑽入她的圈套。再者，她這種不顧對方習慣張口就要求錄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麼點自尊心。我對她說用不著，一般情況我不動用採訪器（我有意以此稱謂來蔑視她的「TRC55DM」）。但是韓桂心向我聲明說她不是一般情況，她請我錄音正是為了證明她的鄭重，她會為她的話負責。我於是作了讓步說，那麼我們明天開始談吧，明天我帶自己的工具來。

    第二天上午我和韓桂心如約在老地方——那隻巴洛克風格的綠椅子上見面，我帶來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開，它記錄了韓桂心的話。 我這個人，說來你也許不信，我生下來五分鐘之後就長大了。我想這原因要歸結於我母親。從我能聽見聲音，我聽見的就是我母親的聲音。她像對一個大人那樣對我說話，說的也都是大人的事，也不徵得我的同意，就認定我能聽懂。她的長篇大套的話一般在給我餵奶時進行。她懷抱著我，我的嘴含滿她的xx頭，臉蛋兒貼住她溫暖的****，她就開始說話。她主要的話題是跟我罵我父親，她對我說：「韓桂心啊（我剛出生我母親就這麼稱呼我）不是我不想讓你有爸，我實在是跟他一天也過不下去了。按說我懷著你的時候不該跟他提出離婚，這時候跟他離婚咱們娘兒倆今後的日子該有多難哪。可是不行，我實在是等不及了，你還沒有體會過什麼叫等不及，聽我說說你爸的為人你就明白了。我怎麼會愛上他怎麼會跟他結婚？想來想去當初我就是愛上了他一雙手。我們倆是在公共汽車上認識的，當時我坐著，你爸站著，一手扒住我前邊那把椅子上的扶手。我一直盯著那隻手，從我眼前有了那隻手直到終點站。開始是沒有意識，到後來，我覺得我的眼睛已經離不開那隻手了。那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手：乾淨，修長，靈秀，有力量……總之我迷上了它。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當它突然從扶手上拿開，我才發現車上的乘客都走光了。我急忙下了車，那手的主人——也就是你父親，他正站在車門口等我。後來我才知道，當我盯著他的手的時候，他也正低頭盯著我。我們倆就這麼認識了，而且很快就結了婚。結了婚，我才發現你爸脾氣太大了，並且一隻耳朵有點聾——談戀愛的時候我怎麼沒覺出他耳朵聾？說來他也有他的不幸：他的耳聾是小時候讓你爺爺給打的。用你爸的話說，你爺爺是個漢jian，年輕時留學日本，回國後定居北京，在日偽時期的「華北政務委員會」當過官。那時候他們家住按院胡同，幾進的四合院，汽車，花園，都有。你爸挨的那個耳光，就是住在按院胡同的時候挨的。那時候胡同里住著一家日本商人，商人家有個和你爸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十一二歲吧。用你爸的話說，那時候全北京，全中國，除了你爺爺那樣的人物，誰不恨日本人哪。這樣，你爸和他的大哥二哥就盯上了那個日本孩子。有一天中午放學回來，哥兒仨坐在家裡接送他們的包車上，看見那日本孩子正獨自在胡同里走，就從車上跳下來，讓車夫先回了家。然後他們跟著那孩子，看準了胡同再無別人，就一人上去給了那孩子一個耳光。打完，哥兒仨一口氣跑回家，插起大門，溜回自己房間，慌得連午飯都不敢去吃。沒過幾分鐘，那孩子的母親就找上門來了。後果是什麼我不說你也猜得出，你爺爺恭敬地把那日本女人讓進上房，又差傭人單把你爸喊了來，當著那女人，給了你爸一個耳光。你爸說那個耳光打得實在是有技術，整整把他打得轉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圈兒，好比當今舞台上那些舞蹈演員轉的那樣的圈兒。從那兒你爸的左耳聽力明顯下降，那時候他正迷戀鋼琴，做夢都想當大音樂家。他恨你爺爺，他跟我說其實他早就預感到你爺爺欠著他一個超級耳光，因為你爸自小就不討你爺爺的喜歡。這耳光今天不來，明天、後天、大後天也會來的。讓你爸感到憋氣的是，他的耳朵，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那麼個日本小孩就給聾掉了。你爸他音樂家是當不成了，大學畢了業，他分配到咱們這個城市。你知道他現在當什麼？有個音樂雜誌叫《革命歌曲大家唱》的，他在那兒當編輯。你猜怎麼著韓桂心，我覺得是不是耳朵有毛病的人脾氣都壞？像你爸這種人，他真是心比天高，哪兒甘心在一個小小的音樂雜誌做編輯啊。他的目標原本是那些世界級的大人物，他連自個兒的缺點都願意跟大人物一樣。比方我說他脾氣太壞，他便對我說：『就跟貝多芬似的。』比方我說他丟三落四，他便對我說：『就跟愛因斯坦似的。』比方我勸他少吃去痛片（開始用於抑制神經性頭疼，後來吃上了癮），裡邊含嗎啡，快和吸毒差不多了，他便告訴我：『就跟陀斯妥耶夫斯基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