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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兄弟，你聽我說，現在這個世道確實不太好，兵荒馬亂的。但我可以告訴你，這些都是表面的，暫時的----你殺過人沒有?

    殺過，他說。而且我殺的那個人樣子和你很像，他差一點脫口而出。確實很像，老張的穿衣打扮，舉手投足都像極了北方來的朋友，他在剛才進屋之後為此走神恍惚了很久。是因為他們都長得差不多嗎?沒想到當初在坑裡拍出那一堆肉泥還能派上這樣的用處。

    他便開始為老張做事，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此後多年，當他的同鄉或是前輩為了存亡拼盡全力時，他躲在城市裡，依照老張的指示做著一些自己也並不真正理解的壞事，若干年後才算領悟過來。而當他們工作日益繁重，需要新的人手時，他想到有一個人會和老張合得來----他將表哥請到了上海。

    老張討厭表哥的粗俗，無奈缺少打手。很快表哥就在上海因無端卻常常有效的殘忍暴虐成名，不久被老張的更為神秘莫測的老闆看上，要調他到北方去。這其實正合老張的心意，他早已不喜歡兩個表兄弟同時在自己身邊做事。老張打了報告去上峰處遊說，說上海於國內之重要，得一人才之不易，如何一日不能無此人云雲。對方接報後果然立即回電，請他體恤中樞，讓要的人即日赴北方，同時會撥來款項多少多少以供兄弟運籌等等。

    表哥便去了北方。媽的，北方，他對北方的唯一領悟只來自被他親手殺死的北方朋友----他對北方有不好的記憶，對表哥的北方之行也有不好的預感，但什麼也沒說。民國三十二年上海的天空陰晴不定，雖然日本人明顯步入頹勢，但局面卻並未改善，似乎還顯得更糟，一切都更加紛亂複雜。

    這樣的紛亂複雜又持續了兩年，氣氛越來越詭異，就這樣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日本人走到了盡頭。上海一片歡騰，他穿過慶祝的人群，突然想起杜先生的妹夫，那個喜歡賣弄上海話的日本人。他的上海話確實比大多數成年後才來滬的哪怕是江蘇人浙江人都說得更好，他看起來不像是個賤種，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蔣先生在電台發布了簡短的勝利演講。蔣先生說，正義必將戰勝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最後的證明。正義真的存在嗎?他坐在桌邊，坐在她的十字架下聽著收音機想著。他沒有喜悅，老張也沒有。在老張的內心深處，他感到現在的時間不是最理想的，略早了一點。

    老張近來頻繁地離開上海到蘇北去，到皖南去，並未帶他同行。他隱約感到要發生什麼，但福禍不知。看到他這樣心緒不寧，她有時會壯著膽去問，他當然什麼都不會說，她能懂什麼呢?他想。她便也變得敏感，變得福禍不知，除了忐忑度日，還能做什麼呢?和從前一樣，她只好再去求助十字架。

    十字架的魔力是從1946年開始逐漸消失的，隨著他的地位越來越高，終於把對她的嫌棄表現了出來。雖然他認為自己內心也痛苦糾結，但這不過是演給自己看的。他對她冷淡，偶爾對她發火，但此時還沒打算棄她而去，他忘不了過去。

    這一年他跟一個北方女人上了床，作為女人，她實在乏善可陳。她留著齊肩短髮，膀大腰圓，讓他想到了老家的矮婆娘。她腳上竟然也是雙紅襪子----老張長得像北方客，這位又穿著紅襪子，他思索著這裡面的聯繫或者沒有聯繫。

    她恥笑他，你怎麼能跟只雞在一起呢?她問他，你家裡那隻臭雞美不美?他稍稍點了點頭。她從床上一躍而起，你覺得我長得很醜對不對?他沒有回答，她光著屁股從床上起來，去破爛五斗櫃裡拿出一把槍，走到他面前拉起槍栓。他以為她會一槍打死他，但她走到窗口，打開了窗戶。

    你現在過來指給我看，說哪個是美的，老娘一槍打死她你信不信?他當然相信，這算不了什麼。她手握鋼槍在窗口繼續看了一會兒，大概覺得哪個也算不上好看，哪個也不配她開槍，便消了氣走回床邊。

    智慧與道德都是上古和遠古的事，我們仍身處爭於氣力的今世，那就去他媽的吧。他終於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四馬路。她獨自一人，面對著她的十字架，心想雞終究是雞，這九年不過夢一場。她想起了老張當年對她說過的話，自己最害怕的事還是發生了。

    她的夢魘終於站在眼前，可是天並沒有塌下來，至少她確定自己不會去死，自暴自棄中重拾舊業恐怕是現在最合理的選擇。雖然她比從前更放蕩，卻再要不上從前的價錢，她並不在乎，不過是為了一口白米飯。她的十字架仍然陪伴著她，親眼見證過她的靈魂如何找到接著又如何失去的十字架靜靜地掛在牆上的老地方。即使到了現在，她仍然信任它。

    直到四年之後的一個深更半夜，她的房門突然被一群人踢開，幾十個壯漢衝進了她的家。這是哪年哪月也沒有發生過的事，她穿著睡衣被人直接從床上擰起來，雖然毫無反抗能力，但他們仍反扭著她的胳膊將她架下樓。他們在樓梯上跳著，她的頭在身體的最前部，幾乎貼著地面，常常撞上，像一架俯衝墜毀前的飛機。

    他們唱著跳著笑著，他們又唱又跳又笑----她被扔進一輛擠滿了人的卡車裡，來人砸爛了家裡的一些東西，包括她的十字架。現在，她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他沒想過這輩子還能見到黃老闆。那是1951年的冬天，經過多年的秘密工作之後，他奉命再回街頭，去觀察此時複雜的市井，並在必要的時候，在混亂蔓延之前，給予干預疏導。此時的他被賦予懲戒的特權，又是初冬，類似他多年前往返於茶樓和亞洲旅店時的天氣，或者還要再冷一些。

    他穿了一件軍綠的上衣，戴著同色帽子，那是老張再次新婚的更年輕的太太剛剛送給他的禮物。他背著手在靜安寺周邊的馬路上踱步，這是他新學的走路方法，腰板挺直，目不斜視，表情嚴肅，像威嚴的鴨子或鵝。所到之處，識相的人都恭順地退至一邊，用心感受他一臉的冷酷。

    他在街角倒馬桶的地方遠遠就看見了黃老闆，一身粗布棉襖棉褲。他上了年紀，看上去與死人無異。他感到不安，當年畢竟拿過他家的工錢，心裡像是矮了一截。他本能地想要迴避，忘了黃老闆才不會見過他這樣的事實，別過頭轉身向相反的里弄走去，走了半截想想不對，於是轉身走回去，走到更近的地方對著黃老闆。

    他抬頭看了他一眼，並沒有特別的反應，他原本就沒見過他，並不認得，便低頭繼續擺弄他的糞桶。他看得討厭，揚手將還剩下半截的香菸彈到了糞桶里，升起了難以察覺的一點兒奇怪的煙。黃老闆並無表示，茫然地看他一眼便挑起糞桶走掉了。看著黃蹣跚的背影，他相信自己真的出息了。

    他還碰到過其他人。也是在這個路口，一輛綠皮卡車拉著等待處置的雞從眼前經過，他看到她在車裡，愣在原地。

    1946年以後他就沒再見到過她，也不常想起。她髮型變了，與其說是剪了頭髮，不如說是頭髮被成片地連根扯掉了。她和其他雞擠在一起，臉上有淤青，大概常常被打。

    在車的顛簸里，他偶爾能看到她的臉。她靈動的眼睛去哪兒了?只剩下了兩個黑黑的洞。他知道自己只需稍稍示意，類似打一個響指這樣的小動作，卡車就會馬上停下來。他甚至不需要理由就能截下她----他可以攙扶她下車，將身上的外套脫下來給她披上，帶她回家，給她洗澡，擦拭傷口，給她吃飯，慢慢療傷。他會治癒她，就像她曾經對他做過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