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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進小時候的房間，蜷縮到小時候的窄床上，感到風浪平靜了很多。父母卻都不是敏感的人，離世界比她更遙遠，而且真正關心的無非是利害。他們缺少遠見，擁有的只是喪失自信後的迂腐。他們擔憂她往後的日子，很可能也是擔憂他們自己往後的日子。

    家裡的氣氛死板哀怨，讓她窒息。她無法直視他們的臉，他們看起來反而是更需要安慰的人。她感到不解，走進自己的房間，不吃不喝，在小窄床上蜷縮了三天之後決定回上海。她安靜地穿過整個房間，不想驚動他們，他們或許也不想驚動她。她好像看到有人影在門廳後一晃而過，很可能他們在充滿矛盾地觀察她，但沒人真正想阻止她離開。

    她感到受傷，輕輕關上了家門，聽著門鎖的動靜，突然有些後悔，感到了真正的失去帶來的恐懼。也許她應該重新跟父母至少是父親解釋一下自己的處境和想法，也許他們或是他能夠站在她的角度幫她開導設計，或者哪怕只是說一些寬慰的話語。但事情簡單且一目了然，他們就算理解也保護不了她，她不該再有奢望。

    她在門口垂首呆立，在最終決定轉身離開之前，甚至還伸手推了推門，確實已經鎖上了。現在她想進也進不去了。

    眼淚無聲地掉落了下來，這裡不再是家了。很可能由此她才更為急切地想要找到新的家。回到上海後不久，她迅速結婚，隨便嫁給了後來的丈夫，幾乎沒有尋覓。再次弄得滿城風雨，這樣也好，用新聞迅速淹滅掉舊聞常常是非常有效的，而且結婚怎麼也算是喜事。

    她不喜歡報紙，討厭那些所謂記者，好在一切差不多也算結束了。她不知道的是，滿城風雨於她還不是最後一次。

    他跟她同年，小她四個月，一個不知名的小演員，模樣算得上周正，氣質稍嫌庸俗。簡單地說，他不像她丈夫。像是註定一般，她在各種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處心積慮、耗費心力，卻如此草率地嫁人。而這一點或許恰恰是她所不能洞悉亦無法左右的，如此重大的選擇需要思想、審美、決心與勇氣，她無一具備。宏觀一點看或許更能理解，她努力拼搏，力爭上遊，最終卻未能擺脫往昔。

    明知丈夫是不成氣候也難成氣候的演員，她仍強打精神，每出戲必以帶著他一起為首要條件。劇組多半會為了她屈從，然而這樣的組合一目了然，大家私下自然都叫他拖油瓶，劇組的氣氛也顯得詭異。

    她便安排他處處跟自己在一起，把化妝間分出一半給他使用，在化妝間內像個太太一樣侍候他穿衣梳頭，鼓勵他，平衡他在外面遭遇的不快。不知是因為對他的情感，或者只是出於自尊的考慮，她熱切地盼望著他成功。拋開命運與機遇不說，起碼他不算用功，也談不上天賦和熱情。

    下午的拍攝結束後，他常常說是去工作，約了人談劇本之類的，其實不過是去打牌，還要開走她的汽車裝門面。他牌運出奇地差，輸了錢回來，起先還相安無事，後來開始給她臉色看，最後甚至要拿她出氣。傷心過幾次後，她也就習慣了。

    再有就是喝花酒，喝多了就要搞事情，有時抱著她哭泣，有時罵她打她。這些都不是大事，只要不捅出去讓外人知道，她大概也認為女人無非都是這麼過日子，何況一個表面光鮮實際並無依靠的女人。

    他到最後當然免不了偷情，可惜涉世淺薄，不知深淺。他不知道，在這個圈裡，那些不知名的，或是無論如何也紅不了的姑娘，才是更加不能隨意觸碰的。瞎睡一通，簡直找死，終於被人捉了去，電話也打到了家裡來。

    她那麼自尊敏感，向來少有應酬，成名後更少，結婚後就幾乎足不出戶。她掛了電話，在牆邊站著發呆，想不出該去請誰幫忙，好一會兒才想起電影公司的老闆像是常常混社會的。

    她既然開了口，老闆幫她輾轉聯繫到杜先生，對方同意馬上見面。礙於尷尬，稍一商量，她決定還是獨自去的好。

    汽車被丈夫開走了，外面下著雨，她狼狽地找了過去。到了杜家，門房像是早被關照過，殷切地領她進去。穿過院子，剛一站定，王媽就迎了出來，熱情地招呼她，說是杜先生正在趕回來的路上，請她稍等。一路風雨這樣趕過來，看到王媽的笑臉，雖是初次見面，她眼淚就不斷往外涌。

    王媽便寬慰她，既然到了這裡，事情就一定會幫你解決的，不要再傷心，你這樣一直掉眼淚，一會兒怎麼跟杜先生說話呢?她便連忙點頭稱是，一邊擦著眼淚。「我正好帶你去擦把臉，省得你枯坐。」便帶了她去盥洗的地方，留她一個人整理。她抬頭望向鏡子裡的自己，刺痛般地低下了頭，此刻這一張臉，疲倦也好妝容不夠新鮮也好，只有她知道那是打回了原形。

    再抬頭望過去，靜靜地看著自己，她奇怪地感到從接了電話直到現在，擔心突然減弱了，只剩下一種徒勞和對自己的厭惡----像是看到了小時候，土氣和窮酸歷歷在目。

    杜先生知人識面，洞悉一切，坐定便說，你是第一次見我，我不是第一次見你，你的電影我都看過。她立刻便放鬆了一些，想，雖說是大流氓頭子，人卻善良親切。杜先生說，你一定還沒吃飯，請先吃點東西。她才想到確實很久沒吃東西了，便低頭吃桌上的點心，喝掉了面前的燕窩，味道不錯。好的廚子還真是講究，她心裡想著。

    接著就有人進來報告，在杜先生身邊站著耳語，杜先生一直微笑著聆聽，未置一詞。來人走了之後，他低頭略作思忖，抬頭還是微笑卻明顯比先前嚴肅地說，這件事要去找戴先生，你今日勞頓，不如先回家休息，今晚應該會給你辦好，天亮之前把人送回去，請放心。等到事成之後，可能需要你去致謝，我會陪你去，等我消息。

    她便只顧著點頭稱是，倉皇起身，杜也跟著站起來，扶著她一隻胳膊親自領出門，為她打著雨傘穿過整個庭院，一直送到大門口。見她一路萎靡，杜先生停下腳步，對她說，胡小姐，誰都難免遇上事情，能夠有幸為你效勞，做一點小事，是我的光榮，請一定不必介意。之後就幫她招呼備好的汽車，站在雨里目送她走遠，想了想，沒再進屋，把手裡的雨傘塞給旁人，坐了另一輛車去找戴先生。

    他果然當夜就被放了回來，外觀上看沒吃什麼苦頭，大概救援及時。他開了門輕手輕腳地進來，胡小姐仍在門廳，倚靠在椅子裡，用一隻手撐著腦袋，一動不動地等他。他站著觀望了一會兒，她好像睡著了，他也樂於認為她睡著了，便徑直上樓去了房間。

    她當然沒有睡著，等到他終於回來，一直揪著的心總算可以放下，但分明也樂於讓他認為她睡著了。她不希望他走過來看自己，也不想跟他說話----她被自己這樣的心思嚇了一跳，想到最後一次離開父母家的情景，互不驚動，保持沉默。莫非這一晚的揪心，牽腸掛肚，是她所認為對他的最後一點責任?也耗盡了對他的最後一點情感?現在他回來了，一切都消失了?

    她顧不上細想下去，身為女演員，她眼下有著更擔心的事。越是擔心越是來得快，第二天一早他們倆一路無話坐著汽車扮作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去電影公司上班，隔出一個街口車就開不動了，全上海的小報記者都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