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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夜裡我們倆一塊兒跳進了鎌倉的海面。那女人囁嚅著「這腰帶還是從店裡的朋友那兒借來的吶」，隨即解了下來疊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脫下了斗篷放在同一塊岩石上，然後雙雙縱身跳進了海水裡。

    女人死掉了，我卻得救了。

    或許因為我是一個高中生，再加上父親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謂的新聞效應吧，情死的事兒被當作一起重大事件登載在報紙上。

    我被收容在海濱的醫院裡，一個親戚還專程從故鄉趕來，處理種種後事。故鄉的父親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與我斷絕關係，那個親戚這樣告訴我以後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顧及這些，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淚下。因為在我迄今為止交往的人中間，我只喜歡那個貧窮下賤的常子。

    房東的女兒給我寄來了一封長信，裡面是她寫的五十首短歌。這些短歌的開頭一句全是清一色的「為我活著吧」這樣一種奇特的句子。護士們快活地笑著到我的病房裡來玩，其中有些護士總是在緊緊握過我的手之後才轉身離去。

    在這所醫院檢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這對我來說，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協助自殺罪」為名帶到了警局。在那裡他們把我當病人對待，收容在特別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別看守室旁邊的值班室內，一個通宵值班的年邁警察悄悄拉開兩個房間中央的門，招呼我道：

    「冷吧。到這邊來烤烤火吧。」

    我故作無精打采地走進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來。

    「到底還是捨不得那個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回答道。

    「這就是所謂的人情吧。」

    接著他漸漸擺開了架勢，儼然一副法官的樣子裝腔作勢地問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關係是在哪兒?」

    他當我是個小孩子，擺出一副審訊主任的派頭，為了打發這個秋天的夜晚，企圖從我身上套出什麼近於猥褻的桃色新聞。我很快覺察出這一點，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經。儘管我也知道，對警察這種「非正式審訊」我有權利拒絕做出任何回答，但為了給這漫長的秋夜增添一點興致，我始終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現出一片誠意，仿佛從不懷疑他就是真正的審訊主任，而刑罰的輕重徹底取決於他的意志。我還進行了一番適當的「陳述」，以多少滿足一下他那顆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這樣我就大體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實回答。我嘛，自然會酌情從寬處理的。」

    「謝謝，還請您多多關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這是一種對自己毫無益處的賣力表演。

    天已經亮了。我被署長叫了過去。這一次是正式審訊。

    就在打開門走近署長室的當口，署長發話了：

    「哦，真是個好男兒啊。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親，生下了你這樣一個好男兒。」

    這是一個皮膚微黑、像是從大學畢業的年輕署長，聽他突如其來地這樣一說，我不禁萌發了一種悲哀的感覺，就像自己是一個半爿臉上長滿了紅斑的、醜陋的殘疾人一樣。

    這個署長的模樣就像是一個柔道選手或劍道選手，他的審訊方式也顯得幹練爽快，與那個老警察在深夜進行的隱秘二執拗的的好色審訊相比，真可謂天壤之別。審訊結束後，署長一邊整理送往檢查局的文件，一邊說道：

    「你得好好愛惜身體吶。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見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紅色的霰子一樣沾滿了血。但那並不是從喉嚨里咳出來的血，而是昨天夜裡我摳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時流出來的血。我突然意識到，不挑明其間的真相或許對我更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頭，機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長寫完文件後說道：

    「至於是否起訴，得由檢察官來決定。不過，還是得用電報或電話通知你的擔保人，讓他到橫濱檢查局來一趟。總該有一個人吧，諸如你的擔保人或監護人之類的。」

    我突然想起，一個曾經經常出入於父親別墅、名叫澀田的書畫古董商是我學校的擔保人。這個叫澀田的人，和我們是同鄉，常常拍我父親的馬屁，是一個長得又矮又胖、年屆四十的獨身男人。他的臉，特別是眼睛，與比目魚十分相似，所以父親總叫他「比目魚」，我也就跟著那麼叫慣了。

    我藉助警察的電話簿，查到了「比目魚」家的電話號碼。我撥通了電話，請他到橫濱檢查局來一趟。沒想到「比目魚」就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說起話來竟然裝腔作勢的，但還是答應了下來。

    「喂，那個電話話筒還是消毒一下為好。沒看見他吐血了嗎?」

    當我回到特別看守室坐下之後，聽見署長正用大嗓門吩咐警察給電話話筒消毒。

    午飯以後，我被他們用細麻繩綁住胳膊，與一個年輕警察一起乘坐電車向橫濱出發了。儘管他們准許我用斗篷遮住捆綁的痕跡，但麻繩的異端卻被年輕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過，我並沒有絲毫的不安，倒是對警察署的特別看守和那個老警察依依不捨。嗚呼，我怎麼會淪落到這步田地呢?被作為犯人捆綁起來，竟反而使我如釋重負，萬般愜意。即使此刻我追憶當時的情形時，整個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覺得心曠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時期所有令人懷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慘的失敗記錄，它令我不勝汗顏，終生難忘。我在檢查局一個陰暗的房間裡接受了檢察官簡單的審訊。檢察官年紀有四十歲左右，看起來像是一個性情溫和、不乏氣度的人(倘若說我長得漂亮的話，那也無疑室一種淫蕩邪惡的漂亮，但這個檢察官的臉上卻縈繞著一種聰慧而且寧靜的氛圍，使你不得不承認那才是一種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徹底放鬆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敘述著。突然我又咳嗽了起來。我從袖口掏出手巾，驀地瞥見了那些血跡。頓時我湧起了一個淺薄的念頭，以為或許我能夠把這咳嗽作為一種籌碼來進行討價還價。「咯，咯」我誇張地大聲假咳了兩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順勢悄悄斜了檢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嗎?」

    他的微笑依舊是那麼寧靜。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現在我回想起來，依舊會緊張得手足無措。中學時代，當那個傻瓜竹一說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戲時，我就像被一腳踢進了地獄裡一樣。可如果說我這一次的羞愧遠遠超過了那一次，也絕沒有言過其實。那件事和這件事，是我整個生涯中演技慘敗的兩大記錄，我有時甚至想：與其遭受檢察官那寧靜的侮辱，還不如被判處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緩期起訴，但我卻高興不起來。心中滿是悲涼地坐在檢查局休息室的長凳子上，等待著擔保人「比目魚」來領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