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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從中支取過錢？」

    「是的。我從中拿錢給中層以上幹部發過獎金。」我有意避開上交管理費的事。

    「發獎金的事我們查清楚了。你是否還從中支取過另外的錢？」莊處長皮笑肉不笑地說。

    我無路可退，只好老老實實回答：「從中上交過北京上級公司11萬元管理費。」

    「上級公司是否指中國貿易集團公司？」

    「是。」

    「支付這11萬元的經過你說一下。」

    「一次是1999年5、6月份，一次是1999年12月底。」

    「錢是你支取的嗎？」

    「不是。姚麗、錢文韜是具體經辦人。」

    郝局長停頓了片刻，很嚴肅地對我說：「你是否有什麼違法犯罪問題需要主動交待的？」

    「沒有。我沒有任何違法犯罪的事！」我斬釘截鐵地說。

    「你是否有需要檢舉他人違法犯罪的事？」

    「沒有。我現在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哪有心思檢舉他人。」

    「那好。今天就談這麼多。你在筆錄上簽字。」

    我拿過筆錄，認真看了起來。有兩處漏記了我的原話，而我認為這兩處十分重要。

    一處是問我住院費報銷的事情時，我說過「我的住院費按規定是可以實報實銷的。」如果漏記這句話，萬一孫明海他們搗鬼，從我移交後的辦公室里拿到了我沒有報銷的住院費發票，或者後來秘書替我報銷過，發票已經在華貿東南公司帳上，而他們故意從帳薄上撕下來，說成是我找他們報銷的，那就成為我受賄的鐵證了。只要記錄下「我的住院費按規定可以報銷」這句話，不管他們怎麼弄，總不能把一個大型中央企業領導4000多元可報銷的住院費，作為他受賄抓起來的理由吧。

    另一處是問我到北海遊玩的飛機票報銷問題時，我說過「在北海的大部分食宿費用是我出的，整體算來兩人花費差不多。我沒占他經濟上的便宜。」如果漏記這句至關重要的話，從筆錄上下文聯繫起來看，無疑我就構成受賄了。原本既然是朋友之間出去遊玩，而且花費基本上是AA制，對方報銷了相關費用是他自己的問題，只要我沒有在公司或其他地方報銷過相關費用，就無法對我定罪。

    我指出這兩個漏記錄的地方，郝局長說：「這些無關緊要，筆錄不是把你說的每一個字都記錄下來，關鍵是記錄下來的東西都是你自己真實意思的表達。」

    我堅持道：「我認為這兩處至關重要。若不記錄下來，容易讓人產生極大的誤解，不能完整反映我的真實意思。如果不讓加，我就不簽字。」

    郝局長很不情願地說：「那你自己加上去吧。」

    我於是一筆一划地完整補充了進去。我心裡想，要是你不讓我補充，我就堅決不簽字。只要我不簽字，這個筆錄就沒有法律效力。這是起碼的法律常識。

    063、辦理刑拘手續

    郝局長拿著我簽好字的筆錄走了出去，半小時後返回了小會議室。

    他徑直走到我面前站定，語氣平淡地向我宣布：「經臨江市委領導批准，我院決定以涉嫌貪污罪對你立案偵查，並對你採取刑事拘留措施。」

    我痛苦而平靜地說：「我沒有想到你們真會這樣干，我的政治前途算是完了！」

    郝局長對我的抗議沒有理會。

    「現在請你在拘留證上簽字。」 莊衛東遞過一式兩份的兩張拘留證，我沉著地簽上自己的名字，日期是2001年6月3日。

    後來我與其他犯罪嫌疑人交談之中，得知一些被採取刑拘措施的人為表示自己被冤枉，拒絕在《刑事拘留證》上簽字，辦案人員也不勉強，照樣被收押。這樣的抗議舉動，其實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意義。

    在我簽字的時候，郝局長隨意問道：「你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麼？」

    我說：「我不是人大代表，是市政協委員。我相信你們已經做過這方面的調查了。」

    「我們會通知市政協方面的。」郝局長說。

    「我對這樣的虛名已經不關心了。」我淡淡應道。

    這一刻，我心中十分清楚，即使將來我能無罪出去，我的政治前途徹底毀了。

    我在刑拘證上籤完字，莊衛東說：「這是有關犯罪嫌疑*利、義務的告知書，你仔細看好無誤後簽字。」說完，遞過來一份列印好的《犯罪嫌疑*利與義務告知書》遞給我。

    我仔細地看了一遍，有兩處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犯罪嫌疑人有權拒絕回答與本案無關的問題；二是犯罪嫌疑人有權修改筆錄，或者提出自己書寫筆錄。我牢牢記住了這兩點，然後簽字交還給莊衛東。

    「我最後問你三個問題。」郝局長停頓了一下，面無表情、緩緩地說：「第一，你對以前的陳述有沒有需要補充和修改的？」

    「沒有。」我說。

    「第二，你是否涉嫌經濟犯罪問題需要主動交待？」

    「絕對沒有。」

    「第三，對你被刑拘有什麼感想？」

    我頭腦冷靜、不緊不慢地說：「請完整記錄我的以下意見：對我採取刑事強制措施，缺乏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我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行為，這是一起由舉報人孫明海編造、導演的冤假錯案。對我的刑拘，將會給我本人、我的家人和我任職的單位帶來極大傷害。希望司法機關嚴肅執法，秉公辦案，早日查清事實，把對我和單位的傷害減少到最低限度。」

    「你在《訊問筆錄》上簽字吧。在後面寫上『以上筆錄我看過，和我說的一樣。』然後簽上名字和日期。」莊衛東說。

    我苦笑著說：「前後半小時，待遇果然不一樣了，現在叫訊問筆錄了。」

    「我們給過你太多機會，是你自己沒有珍惜。」郝局長說。

    「我體會到了你們的好意，只是自己無法消受。」我嘲諷道。

    我仔細地看了筆錄，發現兩點不同之處，一是我說的「缺乏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記成了「缺乏足夠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二是我說的「舉報人孫明海」筆錄上略去了孫明海的名字。我提出按我的原意修改筆錄。

    莊衛東說：「這又不是原則性問題，改不改都一樣，就不要改了。」

    我想想他說得有道理，這兩處修改的確意義不大。我不想與辦案人員在枝節問題上斤斤計較，引起他們的反感，就沒有再堅持，平靜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同時按他們的要求按了手印。

    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任何個人力量顯得是如此渺小！縱有天大的冤屈，你除了按照他們規定的程序走下去，沒有任何的選擇----即使明知這是一條走向死亡的黑暗通道，除了時刻提醒自己每一步必然打起精神、萬分小心外，只能被人押著一步一步往前走。書包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064、淒風苦雨愁煞人

    郝局長說：「你是否還有別的要求？」

    我想了想，說：「一是既然已經對我採取司法強制措施，希望不要再打擾公司其他領導，牢獄之災對於任何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說都是十分可怕的，我也不希望因為查我的事把更多無辜的人牽涉進來，並因此把公司搞垮；二是如果你們要送達我的刑拘證給家屬，希望不要直接去我家裡，請交給單位轉送好了，我不想讓小孩看見，傷害到他。」

    「我們當然不希望公司垮掉，這不用你說。刑拘證送你單位也行。你還有什麼要求？」郝局長道。

    我語氣莊重地說：「郝局長，有一句話我不知當講不當講？」

    郝局長慡氣地說：「有什麼想法，你都可以講。」

    「我聽你們檢察院個別辦案人員傳喚證人時，對證人講『這個案子是市委領導交辦的，搞錯了也不怕。』是不是真的這樣？如果真的這樣，那就太可怕了。」

    郝局長笑了笑說：「這個你放心，現在是法制社會，又不是*，最後要靠事實和證據說話的。」

    我說：「真要這樣，我謝謝你們。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了。是不是馬上送我去看守所？」

    莊衛東說：「你知道的還蠻多嘛。把東西收拾一下，我送你去看守所。」

    我說：「作為企業領導，法律與財務知識是我過去幾年自學的重點之一，當然不能與你們專業人士相比。」

    我有意強調這一點，是希望他們不要亂來。這時候我可沒心思跟他們套近乎。

    郝局長拿了筆錄推門出去，門外立即走進來兩位看守人員。

    莊衛東和兩位看守人員把我帶回房間，看著我收拾完簡單的換洗衣服。莊衛東讓我解下皮帶，說是裡面這東西不能帶進去，並當場給我開了一張暫扣單；又問我是否有手機、鑰匙、現金之類。我說沒有，「雙規」那天都交給司機小楊保管了。莊陰陽怪氣地說，看來你是早有思想準備的了。我微笑著回應道，毛主席講過，凡事做最好努力，做最壞打算。

    我在莊衛東等3人押送下，向一輛藍色民用牌照的桑塔納汽車走去。

    莊衛東示意我坐到汽車后座上。按常識，我知道將被兩名押送人員夾在中間。我極不願接受這種屈辱，不想從心理上被懾服。我向莊衛東提出：「我想坐在司機副座上，這樣視野比較開闊。當過秘書的人，坐前排副座已經習慣了。」

    莊衛東沒想到我會提出這樣的要求，有些猶豫，怪怪地看著我沒有吭聲。

    我微笑著說：「你看我象那種會逃跑、自殺的人嗎。我有自己的分寸，保證不會給你們添麻煩的。」

    莊大度地說：「你程董的要求，我們總是儘量滿足的。」

    儘管他話中充滿了嘲諷的味道，我對他能滿足我的這個要求，心裡還是感激的。

    於是我坐到了視野較為寬闊的司機副座上，心情複雜地看著窗外五顏六色的城市燈火。我反覆鼓勵自己，也許最長6個月，待一切真相大白，我定會重獲自由。半年時間，公司應該不會發生大的變故，我一定要自己好好保重。

    車子飛快地向臨江市第一看守所方向駛去。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下著綿綿細雨，臨江雖已是初夏，我卻感到一陣陣刺骨的寒冷，仿佛那不是生機盎然的初夏，而是秋風瑟瑟的深秋時節，風也蕭蕭，雨也蕭蕭。曾經的功名利祿與豪情壯志，從此都化為烏有。滿腔抱負隨風逝，無邊落寞涌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