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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第二道旨意，根本就是與東南使相兼兩浙路經略使呂頤浩的文書一起，發往東南周邊各州郡的，乃是一併要求江南西路、兩淮路、福建路在春耕後進行類似改制。

    旨意中，趙官家幾乎以坦蕩的姿態明確指出，這次改制本意是因為靖康之變導致國庫空虛，無錢糧養兵與北伐，所以進行了東南、荊襄的加稅；而東南、荊襄加稅賦固然為國家穩定和即將到來的北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使底層貧民負擔加重；而自古以來，民不聊生則反，前有方臘，後有鐘相，前仆後繼，不可不嚴肅以對。

    故此，值此北伐大略將成之際，務必要完成賦稅最重的東南地區財賦改革，以使底層百姓稍得喘息之機，方可再圖大計。

    如今，兩浙路、江南東路皆已推行改革，且有大略可觀，可見此事確係可行，故推行其餘四路，以安人心，以定社稷。

    至於若有人膽敢存私心而廢公務，挾大勢而敷衍局部，乃至於推三阻四，明抵暗抗，必將嚴懲不貸，格殺勿論。

    旨意既下，又有東京正式邸報、鳳凰山臨時旬刊並發天下，一時間海內騷動，上下悚然。

    隨即，春耕既過，旨意既發，東京方面再度遣問安使至鳳凰山，請官家迴鑾，並上報去年官家南巡後朝廷所歷大小事務以及諸宰執於秘閣統判結果，請官家審查統覽。

    然而，趙官家再度公開下旨，一面表彰幾位相公以及所有秘閣重臣留守東京勞苦功高，行事妥當；一面卻公開回復，自己將繼續在鳳凰山，等待周邊諸路新政落實，以防東南生亂。

    倒也頗有幾分此間樂，不思蜀之態。

    東京上下無法，只能保持兩地通信順暢之餘，努力施壓、協助地方，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上配合趙官家的財賦改革，並派出監察御史巡視地方，兼遣人往比較近的兩淮協助組建公閣。

    就這樣，趙官家依舊留在東南坐鎮，而接下來，自晚春時節往後，漸漸入夏，隨著周邊各路開始推行新政，卻果然是情況迭出。

    譬如說經濟體量根本不遜兩浙和江東的兩淮路，從南方來看算是北方，從中原來看算是東南，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發生任何想像中的嚴重抗拒行為。

    這不僅僅是因為王貴所駐紮的無為軍就在江淮之間，也有所謂京口瓜洲一水間，一江之隔的江南諸事兩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準備的緣故。

    除此之外，兩淮到底距離東京還是比較近的，素來在政治上服從中樞，也屬於朝廷核心統治區域，便是兩淮路的使臣、揚州、壽州、亳州、廬州這種大州府的親民官也多是朝廷宰執或是趙官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執行起來異常得力。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在於，當日淮上是切身感受到了靖康戰亂波及的，淮北是有流離之態的，淮南也合力支援過淮上作戰……而且，淮西、淮東俱為昔日朝廷御營屯兵所在，韓世忠和張俊當日在趙官家駐蹕南陽時的官職分別便是淮西制置使和淮東制置使……一開始兩淮士民便從骨子裡明白朝廷的權威和御營大軍的強力。

    何況，在新政之前，還有御營擴軍籌備北伐的示意呢？

    這種情況下，兩淮那裡敢真得鬧對抗？

    但是，正所謂物極必反。

    兩淮固然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抗行徑，卻反而有些做的過火，尤其是淮西，多有當地官吏滋擾、乃至於藉機盤剝地方大戶的情形……而這種情形，隨著兩淮組建起了公閣後，卻又迅速引起反彈，地方形勢戶們以公閣為組織形式，聯絡監察御史，乃至於直接上告東京，將矛頭對準了地方官府。

    雙方一時間不可開交，爛帳一堆。

    只能說，當日劉大中一語中的，兩淮這裡已經開始有了形勢戶借公閣與官府相爭的局面。

    長久下去，怕是要形成結構性的問題。

    與之相比，江南西路那邊就乾脆多了。

    彭蠡澤（後世鄱陽湖）那裡，直接有身兼巫道、豪強、水匪的人物聯絡造反，詐稱鐘相、楊麼，自封齊天大聖，迅速席捲多個州縣，還打出了順江而下，打破鳳凰山，活捉趙官家的口號。與此同時，好不容易又安定下來，但素來有造反傳統的虔州南部地區也跟著鬧了起來，靖康之後，虔賊三度現世。

    而一個彭蠡巫道水匪，一個虔州苗寨土匪，一南一北，立即就在江西形成了規模。

    當然了，朝廷這一次是真的早有準備，無為軍那邊的王貴立即順流而上，經江州進入彭蠡澤，與此同時郭仲荀的御營預備兵也毫不猶豫，立即從虔州北部出發，展開了第二次對虔賊的圍剿工作。

    這還不算，早在春末，劉錡的軍隊便開始以讓軍士休假往歸黃河的名義漸漸分散向北，卻又在池州一帶候命不渡，此時更是直接集合起來向西。

    結果就是，前者耗費一十七天，後者花了二十三日，兩場叛亂直接在仲夏到來之前便做出了了斷。

    然後，劉錡部真的就北走歸黃河了，便是王貴部也直接在戰後北返候命，至於鳳凰山那裡，則向平定了虔州的郭仲荀部打開了大門……郭仲荀部萬人，進行了精選和汰換，一半弱兵繼續留在虔州本地，另外一半卻是趁勢轉向杭州，往御駕前匯集。

    當然了，隨著徹底的軍事清掃工作結束，江西的土斷、檢地自然也隨之徹底強硬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