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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班長的手放在她的肩上。房間裡就她倆，她哭得更厲害，班長抱住她，哄孩子似的說：「別哭。」

    「班長。」她嗚咽，她喜歡在她懷裡，喜歡她用手帕擦去她的眼淚。

    「別叫我班長了，哪一輩子的事。叫我小梅，我家裡人都這麼叫。」

    但她不習慣叫「小梅」。她比班長年齡大幾個月，但班長各方面都比她成熟得多，連腳也比她大半碼。她說，她下不了決心，給指導員一點顏色看，按她倆早設想好的計謀。

    「現在看來非做不可了，他剛才也約我了，他是個流氓，拿我們當玩物呢！」班長說。

    第二天夜裡，指導員被對方組織抓走。認為他是此方武衛隊員，知道「幕後黑手」原校黨委書記藏在哪裡。娘子軍舞蹈班的人來告訴她們，說是他去游泳，很遲才歸，換了身乾淨衣服，當時正在刷牙。她們相視看一眼，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接下來的事，她們未料到：指導員就是不肯說出原校黨委書記藏身何處，遭到毒打，熬不過毒刑就開始胡說。一說就人馬出動偷襲，卻次次撲空。看到上刑也沒用，對方組織向他攤了底：他的兩個女學生，忠於偉大領袖，看不過他的奸惡前來告發的。這使他精神全崩潰了。對方還不放過他，裡面五大三粗的工人階級看他細皮嫩肉，相貌姣好，把他關在暗室里，輪番雞姦他。

    「做過了頭，但莫後悔。」班長說著，靠近她，眼睛蒙有霧氣似的濕。「我們並不是喜歡他，我們只是通過他，知道了我們自己的心。」

    窗外的梧桐樹葉綠得油亮。她的短髮長了，可用橡皮筋扎辮子，她們形影不離，最愛去有抓癢樹的山坡，話越來越多：談每夜做的夢，談各自家裡人，那支口紅是班長母親的，文革初她母親把家裡有可能惹禍的東西全處理掉，但班長趁母親不注意，留下了口紅。她們把對方的名字刻在抓癢樹幹上，繞著學校跑，半夜翻窗爬進練舞室。誰也不提指導員，好像她們的生活里壓根就沒這個人，他從她們的生活中徹底消失了，她們就是不要指導員的娘子軍。那個冷清的上午，太陽卻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升得高。因為天熱，寢室窗大敞，她倆在玩撲克算命。現在口紅已用到了底端，最後一點，她替班長抹上。

    班長對鏡瞧著說：「紅得鮮艷，不像櫻桃，而像辣椒。」

    這話，怎麼耳熟？她想起來，指導員曾說過，一個不祥的感覺閃過她心頭。這時她聽見樓下有男人聲音，在叫她的名字。

    她本是坐在床上，急忙站起，站在窗外梧桐樹下的男人：臉色憔悴，身上穿了件松松垮垮的舊軍衣，還戴了頂不知哪兒弄來的軍帽，樣子很狼狽。她不認識這個男人，但班長探頭一看，驚叫了一聲：「是他！他怎麼會出來的？」

    指導員在梧桐樹下向她們招手，讓她倆下去。

    她們一直沒有想過這個男人出來以後怎麼辦。或許她們一直認為他會死在暗牢里。不是心腸壞，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冤死鬼多的是。對方組織的頭兒答應過她們，絕對不把她們檢舉一事說出去。還是班長首先恢復鎮靜。她說：「這個流氓王八蛋又來纏，我去，看他怎麼招來著？」

    沒等她說話，班長就出了門，下樓跑得那麼快，她怕班長吃虧，急忙追上去。

    走出樓門，她看到班長站在指導員面前。奇怪，梧桐樹下兩人緊抱在一起，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聽到兩人都叫她的名字。兩人的姿勢很奇怪，指導員微笑著向她招手，班長被他緊摟著，背對著她，在使勁地蹬著腳。在她靠近他們一剎那，她被班長用掙脫出來的手狠命推開。她毫無準備，踉蹌幾步摔倒在地上，就在這一剎那，一聲轟隆響起。

    她睜開眼睛，發現她的臉淌著血，朝四周一看：硝煙升起的地上，全是身體的碎片和鮮血。「來呀，來看最後一場。」指導員最後的吼叫，她仿佛是聽見的。

    她當時不知臉上的血中有自己傷口的血，只知道嚇昏過去了。聽見爆炸趕來的人把她送進醫院。後來她聽說了，這個男人逃出囚室，偷了一枚烈性手榴彈，連梧桐樹也炸掉一半。場面太血腥，沒人敢靠近。

    她受的只是皮傷。第二天，她忍著傷痛，讓人送她到寢室樓前，她將小梅和指導員的身體碎片一一區分出來，裝到兩個袋裡。她堅持要這麼做，只有她熟悉兩人身體的各部分，也只有她不害怕收拾這些碎片，因為她本來應當歸在這一堆里。收拾完，她又暈倒，被送進醫院。小梅的碎片被造反組織抬走，埋進紅衛兵烈士墓，指導員的屍體無人處理，最後反而是對方組織來送火葬場。我這一夜思緒混亂。我帶著膽怯想，指導員，你真是有一股怒狠勁，但你的憤狠勁只有一次，還不如梧桐樹，又長得茂茂盛盛，哪怕在那個絕望的時代。班長，假若你活下來，你會怎麼看過去？

    我檢查冰箱，一箱各式不同的葡萄酒已近尾聲，當然，我的經濟情況極差，比起許多下崗工人，日子還算過得去，有兩家私人公司來找我，做些偷稅漏稅的假帳，給些小錢。我手裡的這瓶酒，對我來說，太甜。含酒精15％，合資產的西班牙產的葡萄酒，也並不比法國的差。我在本子上記下商標名字等等細節，如此並不是誇耀我是個品酒行家，而是借酒打發時間，夜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