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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他決定晚上時間重讀阿爾丹的《食蓮者》，心想，或許自己已經獲得了解釋的鑰匙，以前他草草翻過，只覺得陰冷而美麗，似可解不可解。可仔細一讀，便被那郁澀的舌狀花卷裹了，幾乎一夜未睡。

    她在茫茫蒼蒼的黑暗中搖曳。雨雪霏霏，冰雹試比刀槍齊奏的嘹亮。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三山外的青天，白鷺洲畔，一個夢套另一個夢，是石頭都流成水，是水都流成石頭。可是我的喉嚨，嘶啞的喉嚨，能夠對你們，對那個陌生的東方，說出的惟一名字，仍然只有溫柔纖秀而古典的她。

    第二天一早他到學校。在教師餐廳吃完中飯，路過學生酒吧門口，從里擁出一群嘻里哈拉的學生，帶著股濃濃的啤酒和煙味。他推了推眼鏡，不錯，倚牆和一個男孩邊說邊走的高個女孩，就是他找了一個上午的蘇珊娜。他和蘇珊娜來到樓外的草坪。氣溫陡然升高，草坪和石階上的人紛紛脫去大衣、外套，在太陽下看書聊天。還是他一語攪碎了寧靜的氣氛：

    「阿爾丹在中國哪所大學教法語，你知道嗎？」

    「南京大學。」蘇珊娜說。

    「哪一年？」

    「一九六四年。那是戴高樂與北京建交不久，中國外交決策者想靠法語突破——你們稱為『反華大合唱』的局面。幾所大學在巴黎學中文的研究生中請法語教師。阿爾丹那一年正在寫《桃花扇》的論文，二十六歲。之後，他永遠也沒寫完論文得到學位。他永遠沒有成為漢學家。」

    「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國姑娘是真有其人，傾城傾國，」他輕淡的口吻像自言自語，但又不像，「他和她真的相愛？」

    「我想是真的。」蘇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把眼鏡托上鼻樑。至少阿爾丹認為他是真愛！她說，那姑娘究竟是不是愛他，他們中間發生過什麼，我看阿爾丹自己也說不清。

    他也發現阿爾丹的作品，每次說的故事不一樣，一會兒是秦淮名妓之後，一會兒是革命之家異端女兒。

    我問過他，他說這是扇上的血點，由藝術處理。總之，那姑娘是他的學生。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他認為她被關押起來，必須救她出來。於是他停止上課，在北京、巴黎、南京三地到處奔走，通過駐華使館，上訴法國外交部。被迫回國後，四處發表文章呼籲幫助，發瘋似的指斥法國政府冷漠。這在「文革」前中法關係中是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鳥叫，單調而無顧忌。樹枝被吧嗒折斷，銜在尖扁的嘴裡，撲閃雙翅，在屋檐的瓦片空隙處搭巢。草坪一側小路，是一些徘徊的腳步，自在輕鬆。一叢蘆葦繁茂，緊依著一頂碩大的栗樹，那裡人少，光線亮得顫顫悠悠。

    文化革命一來，阿爾丹成了巴黎造反學生的領袖之一，法國紅衛兵的頭兒！他想她在中國也肯定在造資產階級的反，如果她還活著的話。打倒資產階級，他們就能團圓。阿爾丹至今被法國知識界稱為「毛派」。當兩邊的「文革」都變成笑料和窘困的題目時，他不再寄情政治鼓動，也不那麼拼命尋找。三十年過去了，他至今不知道那女學生的生死，十年前他問過北京駐法使館，他們很客氣，幫他找過，說畢業後幾次調動工作去向不明。他自己又到大陸，找到南京大學法語系，那裡的教師也說那個女學生，似乎在「文革」中畢業了，分配到很偏遠的縣城，後來就不知下落。

    「你怎麼知道得如此詳細？」他的聲音僵硬起來。

    「我研究阿爾丹。」蘇珊娜還沒問完說回答，早就等著這問題似的。

    「那你清楚他書中那個叫Ｌ的姑娘的真實姓名嗎？」他調侃地說，「總不至於是李香君？」

    「不是古代那一個，是現代這一個。」蘇珊娜倒懂得幽默。「她好像叫柳，」她發音不太準確的中文頓了一下，「柳小柳？對，就是這名字。」

    他沒有再說話，一切都是現成的，他早就應該知道。根本就不該問，現在問了，就沒法留在「不知」中退避三舍。叫阿爾丹的有很多，可他好像對這個阿爾丹負上什麼責任似的——欠了這世界。人人都覺得這世界欠了自己，例如阿爾丹整個三部曲低回如訴，愴惻而艱深，一句話就可概括：你們欠我！越朝香榭麗舍大道西走，咖啡館、酒吧越多，許多桌椅還伸延到寬闊的街旁。咖啡館和酒吧無大區別，都可喝飲料、酒，區別在於酒吧酒類稍多一些。遠處星形廣場車流如注，藍、白、紅三色旗幟迎風飄舞。綠珍珠，綠是指珍珠永遠鮮艷奪目，還是時光久遠，吸聚了一層淡淡的人世起落？他喜歡這個咖啡館的名字，未把約會地點調換到幽深僻靜真正法國味的小巷裡，比如拉丁區的那些咖啡館。他當即同意了，或許就奔這名字。

    這時他止步了，馬路對面，綠珍珠醒目的法文跳入眼底。掉轉視線，不僅舊凱旋門伸手可觸，新凱旋門居然也落入視野，它們相互鑲嵌。如果站在馬路中央適當的角度注視，兩者幾乎是重合的。他的心一下靜多了，不再像一路上的忐忑不安，顛簸起伏。

    他這一天第二次伸出手腕，看表：離約定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他走得並不快，仍還是早到了。太陽光偏斜，房屋、雕塑、樹、雲多起來，一團團散開，一層層疊起。

    電話那頭，又是蘇珊娜：「我想知道你對我的課題看法改變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