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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東返人士，艱難竭蹶八年，見十里洋場繁華如昔，感慨油然。余某日被友強邀至卡爾登舞場。仕女衣服麗都，霓虹奇彩炫目，嫵媚而睇，狐步而舞，令人心蕩神迷，目不暇接。友人忽指舞池中一翩躚麗人云：知否，知否，此即淪陷期上海著名女子余虹，筆采華美，顧盼風流，人若其文，可謂才貌雙全。友又雲勝利後上海市黨部擬檢控余虹與偽逆關係。詎料接中統指令，謂余虹乃我方同志，地下工作厥有巨功，此案遂寢。嗟夫，如此天生尤物，必應亂世而生；世亂無已，未知禍將及於何人耶？曹菊仁著《文壇秘辛》，民國三十四年香港五洲書局版。第二十八則：「驚鴻一瞥見才女。」此書紙張粗劣，印數極少。惟其中涉及汪偽時期文人活動諸則，鑿鑿有據，似非向壁虛構。筆者曾在倫敦大學東亞圖書館珍本庫見到一本，該館拒絕筆者的複印或照相申請，無法複製供各位通人行家甄別，憾甚。

    二

    黑暗漫不經心地走向她，她沒有點燈，一堵青灰色的牆，逐漸打開的月光像刀子插在牆上面，緊掩的窗簾難以抵擋那已經不太近的凶戾之氣，隔壁傳來小孩類似笑聲的哭啼，使整條里弄僵硬的外殼更加真實。她已不像當年那麼害怕黑夜了，平躺在床上，她從容地回憶郵件中那些千瘡百孔、但仍然揮發著墨汁香氣的詞句，滿足的感覺便在臨睡前拙笨地來到她可憐的心中。問題是她太容易被驚醒，夢與現實的齒輪相互齧咬，白髮紛亂散在枕上，她隱匿在髮絲之中的臉龐蒼白無力。時間之流毫不退讓，頑固地只朝一個方向行進，她無法控制那冰涼的流動。

    敲門聲是在一個初春倒寒天冷意徹骨時響起的。

    她蜷縮在床上，像蹩腳的雕塑家堆起的塑像。不做夢。夢輕俏的拇指輪換著收集殘跡，隨心所欲，也可以說無意之中把她變成一個攥緊的戒備的拳頭。她對自己看得清楚，同時理所當然地不想看清楚。敲門聲又響起。她動了一下，並不是倨於見客，只是上床好不容易等著冰涼的腳暖和過來，不想讓不速之客叫起，在這春寒之夜。室內瀰漫著一股霉濕味，像監獄農場，那時她還不老，能抗得住比風寒銳利百倍的痛苦。她在小得轉不開身的廚房與一間做臥室兼書房客廳的拐彎處停住了，回視房中簡單的舊家具，四壁光光，如一個洞穴，在燈的陰影深處，出現一叢逐漸萎謝的桂花，繞在花的摺疊之中出現了久違的歌聲，就在床的那頭。她為自己的下意識感到莫名其妙。今夜是有點特別。

    站在門外的是一個年輕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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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研究權威伯克利加州大學白智教授在《東方學報》著文討論余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CyrilBert,TheFlappingWings:YuHongtheForgottenFeminineFeminist,OriensExtremusVol.Ⅳ,No.5,PP.225—40.該文認為中國現代女作家比男性作家優秀，男作家的靈性常被各種世務俗念壅塞，或受實際政治操作所累。而五四以來女性作家冰心、廬隱、淦女士、凌叔華、張愛玲、余虹等，語言自然流動，對漢語之再生比男作家更關注。白智教授對大陸文學界重視余虹表示欣慰，並說夏志清(T.\nC.Hsia)五十年代末推崇張愛玲，過了二十年才在大陸得到反響；他推崇余虹，僅兩年就催動了大陸的余虹熱，此乃中國文學之幸。

    三

    他拿起雨傘，沒向我告別便離開了長椅，走出二三米遠，投來厭恨的目光，那麼陌生，直到這個時刻我才有些明白，一個月來他躲著我，不見我，真像曼玉告訴的一樣。昨晚曼玉扔下的檀香木扇子，像她周身散發的精靈般的氣息，女人比男人可愛是天經地義的呀，即使女人有這錯那錯，也比男人強十倍……

    「你為什麼要把我逼瘋？你裝好套子讓我一步步鑽進去。昨天我一個人坐黃包車去赴宴，你來晚了，拉開舞伴就在大庭廣眾中對我發狠。」「懷月。」他從夢中把我叫醒，我的白紡綢睡衣被拉開，他正用嘴唇輕輕吻著我沾著點點滴滴淚水的脖子。

    ……

    女孩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接著聲稱自己如何喜歡這一段。燈光照著女孩鮮紅的薄毛衣，細長的脖子戴了一根銀項鍊，五官極像某一個人，但沒有那雙憂鬱而安詳的眼睛、瘦弱細長的手指，當然也沒有一張波蒂切利畫中的臉。哦，波蒂切利，疊印於一層層欲死不得的痛楚的顏色之中，旋轉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又回復到哪裡。打個比方，很像此刻她揣摸女孩聲音動作的方式，女孩非要扶她坐在那把惟一的舊圍椅而自己選擇坐在床上，顯然是想製造一種適合她們交談的氛圍，這還必須要有點目光隨便，那隨便不是說漫不經心，而是欽佩的注視中帶著親密的自如。「金魚真可愛，游得多美！」女孩講話之中順便插一句。還說下次來一定帶點紅粉蟲什麼的餵它，加上她臉上的孩童般純潔的笑容，這一切的確把她引進了一個值得繼續走下去的真實世界。她突然想到自己一生中也有過如此麗人相伴的時光，她的頭昏濁沉重起來。信比來客讓她輕鬆，信無法強迫她回復，來客就麻煩得多，難以說清深沉的健忘是時間煉製的技巧，還是應該歸於有意的錯誤和混亂。在這樣一個晚上，她的背緊緊地靠著椅子，發現自己是個完全不願意和任何人交談的人。

    幸好，能直接找上門來的人不多，一年半載或許有一個。舊相識老友早就星散，死的死，死了不再說話；活著的，卻已怨恨太多，不堪回首，各走各路。那些在辦公室高聲喧譁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名字，更不用說見過她了。她離開時，出版社還叫做「紫星書局」，而現在名稱改，領導改，同事改，地址也一改再改，舊跡在流水中銷聲隱匿，誰還記得一輛軍用吉普把她帶走的那個亂雨紛紛的早晨？恐懼自然地積留在逝去的烏有中，一年年順春風浮升開去。只有給她轉信的門房、寄工資的出納，知道退休名單上她現在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