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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今天這個辯題是一個應然性的辯題，我方沒有減少離婚的具體政治舉措的舉證義務，我方只需要告訴你國家有沒有這樣的義務。

    第三，我方今天完全站在邊沁和密爾的功利主義立場上，認為道德僅僅是工具，社會的集體利益才是目的。而今天判斷國家是否應該降低離婚率的標準是且僅是社群的整體利益，個體的幸福與自由不在考慮範圍內。

    第四，具體舉證婚姻制度是如何保障社群的整體利益的：家庭是現代社會的最小單位，家庭的穩定可以保障社會的穩定；當下的社會觀念仍然認為家庭才是生育的溫床，家庭的穩定是保證生育率的基礎，為持續創造人口紅利提供可能；婚姻的穩定有利於降低社會的運作成本，降低對於社會福利的投入。

    第五，反面舉證離婚率的升高對社會帶來的弊害：生育率持續走低，未來勞動力嚴重不足，經濟持續下行，無法維持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家庭的破碎和社會的不穩定最終可能導致社會的解體，那將是個體無法承受的災難。

    綜上，正方得證，國家有義務減少離婚***。

    蘇迢迢這會兒不在台上，手上的筆記記到這兒，不得不為陸禮他們捏把汗，抬起頭來，深深嘆了口氣。

    正方這一套天衣無縫的組合拳打下來之後，反方能發揮的空間是極其有限的，一二兩點是辯題給出的既有信息，難以強行扭轉。而在國家層面，功利主義相對於康德主義等等理論體系而言，當然更具有實際操作的可能，也更符合國家作為調和階級矛盾的制度、維繫人類社群穩定的工具的定位。

    在這樣的前提下，陸禮在四質一中用幾個模擬的情境幾經嘗試，試探了「應該」和「必須」的界限，試探了國家視野下個人意志的分量，然而最後都被正一用嚴密的防守頂了回來：「對方辯友請注意，我們今天這道辯題的主體是國家，國家的義務與否不應當用狹隘的個人主義視角衡量。」

    陸禮的這段質詢在對面如此嚴密的理論下，不像是一桿進攻的長矛，而更像是長矛在那堵厚厚的壁壘前穿刺兩下卻無果，最後只得落座告訴隊友：「一會兒警惕被帶進他們那套論中，必須要跳出那套國家意志的體系，攻擊他們這一整套理論是法西斯的，是對公民私領域無底線的入侵。」

    台下第一排的孫穎看了眼反方所剩時間，只得輕輕搖頭，低聲道：「太難了，這道辯題的正方是江陽大學最熟悉的套路，現在甚至還沒到他們進攻的輪次，如果我們沒有比他們更圓滑的技巧，那麼從若書接質開始，這場比賽就可能迅速崩盤。」

    一旁的蘇迢迢也清楚現在的狀況，這道題最雞賊的地方在於它給反方設置了天然障礙，反方難以越過像江陽大學這樣強悍的隊伍而創設出「對個體而言，國家是否有義務減少離婚」這樣的情境。

    想到這兒，她就覺得自己的血壓都快上來了，要是把台上的陸禮換做她的話，在質詢中處處碰壁處處被懟，可能真的會被對方這種霸道且傲氣十足的打法氣得失去理智。

    與此同時，她不得不承認江陽大學擁有的最頂尖的實力，即便只是一名觀眾，她都能感受到那四個人由內而外所散發出的壓迫感，作為面對面的反方，所感到的壓力不言而喻。

    而要想在這種局勢下取得優勢，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去把觀眾的票拉過來，要讓觀眾警惕被無限拔高的國家意志，讓觀眾的情感票倒向反方。

    但輪到他們開展這一點已經太遲了，正方四辯的質詢環節尤其尖銳，砸出了近年來離婚率攀升與生育率下降的數據，砸出了勞動力不足、人口老齡化社會所存在的危機，砸出了單親家庭子女所享受額外社會福利的政策……張若書還是第一次對上這樣的對手，在過程中完全沒有喘息和調整思路的機會，被迫在他們的邏輯中打轉，最後被拿下了「離婚對社會對於國家而言是壞的」這一結論。

    在這之後，又有正方二辯一段數據詳實且有力的申論，之後才輪到秦瀚的質詢——

    「對方辯友，您認為在國家意志面前，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可以被犧牲和被剝奪的嗎？」

    「當然可以，比如一個殺人犯，他的自由、幸福甚至生命都會被法律所剝奪。國家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割讓個體部分的自由和幸福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前提。」

    「那這種割讓自由幸福的尺度到底在哪裡呢？比如今天有一對夫妻，妻子受到家暴提出離婚，然而在國家和社會所認為的『離婚是壞的』的準則下，她不被允許離婚，持續生活在暴力和恐懼中，甚至走向死亡，您方認為這種割讓也是合理的嗎？」

    「當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是在『離婚是壞的』這一前提下，這位妻子仍然可以提起離婚訴訟，國家沒有剝奪公民離婚的權利。」

    「所以您方承認無底線擴張併入侵公民私領域的公權力是不合理的？」

    「在國家意志層面，只有應不應該這一個命題。至於合不合理，這是國家意志和國家意志的行使之間存在的那個被制約和被限縮的空間，這是當下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存在的根基，公權力和私權利就在這樣的對立矛盾中和諧存在。但我們今天討論的只是前者，只討論國家有沒有義務減少離婚這件事。」

    「……」